牟宗三:大学之道在明明德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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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各位会友,今天是人文友会第七次聚会,今天又有好几倍是新来参加的,我希望新来参加的人,以后每次都要来,不要间断,听听总有好处,这里和课堂听课不同,不一定要从头开始,它每次都有相当自足性,多听几次,自然有所了解。平日大家上课,于系统知识上,必求有所得。这里很可以无所得。但如在生活上,大家谈谈,把心思凝聚一下,亦是一种收获,较之课堂上的所得更大,亦很不同。在这里,可培养另一种性情,另一种襟怀,肯定另一种道理,而在课堂上是得不到的。本会用心是这一方面多一点,了解一种道理,必须靠着一种气氛薰习,时间既久,受效至大。这是特别对新来会友说的一点意思。

 

(二)我们第五次讲的是理智与意志的对立,第六次又讲生命与理性的对立,以补其不足,在西方哲学里,视讲生命的哲学不是正宗的,亦不是真正的学问。这是因为他们把生命与理性对立,不能在这里开辟出真实的学问,但是中国学问却正在这里着眼,开出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”的大学问。这点近时的知识分子全忘记了。尤其读哲学的人,完全顺西方与生命对立的理性一面走。对于生命完全轻忽。因此不得不流于形式主义﹑技术主义。哲学上是如此,文学上亦然。大家对于西方的文学作品,诗﹑小说﹑戏剧,都读了好多。意识上对于文学的观念,完全是西方文学中的那些观念。中国文学亦有它的一套观念(基本范畴),所谓温柔敦厚,诗教也,这种中国式的理想主义﹑古典主义的文学观,近时知识分子也完全接不上。中国文学中的生命,是不与理性为对立的,这是跟中国儒家学问下来的。历史方面,西方人对于历史亦有它的一套基本概念。他们的历史由神话开始,以英雄传记为主,近代治史,则有所谓科学方面,全流于外在史事之铺述。这也影响了中国人。中国对于历史,则由史官说起,史官纪事是得严正的,所谓董狐之笔,春秋之笔。下届太史公,有所谓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这套概念,近人也接不上。近人治史,完全停在科学方面所成的考据上,与生命脱了节。这完全不是中国以前讲史的态度。大家试看,近数十年来,中国人对学问的态度,在哲学﹑文学﹑史学上所表现的,完全是向西方的“学问模型”看齐。对于中国的“学问模型”是处于否定的地位。我们这个聚会主要用心就是想在这里点醒大家,想开出学问的新途径,克服这个对立,再来一次否定,就是所谓“否定之否定”。这个受苦的时代,实在使吾人已届超转的时代。根本关键是对于生命的正视,由此悟入中国圣哲所开出的真实学问。哲学应当在这种学问的认识上重新调整,文学也应当基于这种学问的认识重新培养其灵魂,历史也应当基于这种学问的认识重新转换提高其心灵。以前朱子为什么说“先读经后读史”,只有在这种学问的认识上才可明白。我们这许多年来讲话,主要线索是告诉大家先认识西方的这种概念,而后再翻出来认识中国学问是什么,西方所谓的学问,只是外在的知识,与生命无关。中国所讲的学问,以前的人所谓的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”,现在的人都不当做学问,把过去的都忘记了,既已忘记了这些,则看文学哲学历史,都和过去不同是当然的。我上次后段所讲的讲词里特别提出这点来要大家注意。大家须知中国所讲的学问,即明明德的学问,是生命的学问。生命终究是真实的(心灵﹑生命﹑物质这三概念都是真实的,是最基本的存在,必须承认,必须肯定),是基本的存在。如不了解生命,只知外在的事实(材料),并不是真了解历史,要了解历史的真实性(Reality),非通到生命不可。如以生命非学问对象,则对于由生命来的历史文化如何可以了解? 所以我说对生命与理性的积极认识,是学问上顶重要的关键。这一点转过来,则我国文化生命,将有无限之发展。这样才能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。

 

我上面的话不是无根的。只要大家目光一落实,即可对照出来,兹以学哲学的为例:金岳霖先生是读西方哲学很有成就的人。但他的造诣只是停在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以及近时实在论的立场。对于西方学术的大传统并接不上。本来在平时念哲学的人,只容易接受逻辑数学的一套概念,只是理智的,最不喜欢讲生命﹑文化。根本就没有文化意识。今天在台湾,如你不造反,也没有那个管你,这便是所谓自由中国。金先生平常只是作逻辑思考,他所注意的是逻辑的形式,只重“如何”(How),不重实际的肯定。把一切看做是形式上的问题,当技术问题来处理,所肯定的只是这个形式 : 至于实际则不管,即不加肯定。例如“吃砒霜可以致死”,只问“吃”与“致”之间的关系,死不死,那是另一问题,则不管。庄子秋水篇谓“以道观之,物无贵贱”。这其中亦含有一种“假然”的逻辑关系,但是透过这关系而看那真实性的“道”,却不在其考虑之列。凡讲逻辑的,总是只讲逻辑的“形式”,并不问“道”。中国过去的人却要问“道”。金先生说他与唯心论斗争了几十年,这并不因为没有“心”,乃是因为唯心论在逻辑上说不通。他的兴趣只在逻辑上之通不通,不在直接去正视那实际世界中的“心”。所以他觉得抗战这种事,在他的意识里﹑生命里,并不起什么作用,看不出什么道理来,跟着到后方去,不过是随大家走。试想一位哲学家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为了生死存亡,抵抗日本的侵略,竟看不出道理来,看不出理由来,这是什么缘故? 若照他的说法,试问还有什么理由去打日本,去杀汉奸? 他自白书的这些话,他是真正的反省到形式主义﹑技术主义的本性。因为抗战的道理及其价值上的真实性,并不函在他的形式主义与技术主义里。我看到他这层意思,真是触目惊心,感慨不已! 我觉得这是当前的一个极大的问题! 这个问题,就是透过形式接触真实的问题,也就是生死的问题。金先生当然也肯定“真实”,但是他的真实只是肯定现象,科学的自然对象:并不是意义﹑价值﹑生死这种真实。他在这里完全无所感。知识分子,高等知识分子,竟到了这个地步! 如果人心未泯,安能无动于衷?知识分子在此必有一转,如有忧患之感,切肤之痛,可以一转而归于中国的学问路上来,则是中国的大幸福。我过去的一篇文章,即在说明我的这种意思,希望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觉悟。可是在台的知识分子,乃末了解这层意思,仍旧被陷在金先生的那一套形式主义﹑技术主义﹑虚无主义的圈子里迷而不悟。我并不是无礼责备前辈,实在是看到这是时代的一个大毛病! 现在我们要肯定的是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”。我们要对抗日战争有肯定,要知道它的道理,我们在外在的逻辑﹑数学﹑政治学﹑经济学方面,通通找不出它的道理来,只有在生死的学问里才能看出这里有一个真理! 绝不是情感的冲动。这是根本问题,是立场,是态度。这是永恒的﹑绝对的。因此,在西方要有耶稣,在中国要有孔子。即是要有肯定,有立场,有态度。即是所谓天变地变道不变。现在的哲学家却于此茫然,连中日之战这种大事都无法肯定,试问哲学家还有什么意思? 还有什么道理? 这个时代可以使我们了解好多道理,所以说这是大时代。我们须知抗战的情感,是生死,也是理性。但这里的情感,并不是寡头的情感。我从这里逼出道理来,使你了解中国学问,从中国学问里转上去。

 

讨 论:

 

吴自苏问  从“事法界”进至“理法界”作何解释?

 

先生曰 :现在的人讲学问,只从科学的态度讲,只论“事”(Event),没有“理”(Reason),没有“体”(Substance),没有“力”(Force)。过去古典的物理学者,都讲这三者(理﹑体﹑力),自从爱因斯坦以后,则成为三无(无理﹑无体﹑无力),现在讲“国家”的,认为国家也不过是一个社团,并无综合理性上的根据,总要把它往下拖,拖成事务上的关系而已。今之讲“自由”,只下定义,认为自由是Liberties(多数的),只成为外在的,不讲Freedom,认为Freedom是抽象的。其实Freedom是从人格上讲的,道理意义上讲的。讲自由,不从人格上讲,而只从外在的权利上说,其自由只成了享受上的自由。这即是科学态度的结果。科学虽可贵,但在这里这种科学态度却成为可厌恶的。契尔克卡德(Kierkegaard)说:“数千年来,人们皆实践了爱,诗人歌唱了爱,只是十九世纪的教授,则想为爱下定义,以便配合到他那严密的逻辑系统里。”这是说将“爱”变成外在的﹑客观的,即将爱推出去了。这是只有“事”,没有“理﹑体﹑力”,所以说要从“事法界”进到“理法界”。这即讲学问不能只从外在的“事”上讲,要进到内在的“理”上讲。

 

又问:何谓以理生气? 

 

先生曰 :所谓以理生气,是指中国所讲的良知之理,“天命之谓性”之理,才能生气。逻辑数学之理,并不能生气。

 

陈问梅问:思想﹑观念是否为环境决定?

 

先生曰 :马克思说,“存在决定意识”,这在认识关系上是可以说的,但“意识决定存在”,是从实践上讲的。

 

本站编辑:澤之

 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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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:牟宗三,转载自:《人文讲习录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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