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》注疏之<告子章句上>第17章

孟子曰:“欲贵者,人之同心也。人人有贵于己者,弗思耳。人之所贵者,非良贵也。赵孟之所贵,赵孟能贱之。《诗》云:‘既醉以酒,既饱以德。’言饱乎仁义也,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;令lìngwèn广誉施于身,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。”

孟子曰:“欲贵者,人之同心也。人人有贵于己者,弗思耳。

贵于己者,谓天爵也。

 

人之所贵者,非良贵也。赵孟之所贵,赵孟能贱之。

人之所贵,谓人以爵位加己而后贵也。

○良者,本然之善也。

○赵孟,晋卿也。

能以爵禄与人而使之贵,则亦能夺之而使之贱矣。若良贵,则人安得而贱之哉?

 

《诗》云:‘既醉以酒,既饱以德。’言饱乎仁义也,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;令lìngwèn广誉施于身,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。”

闻,去声。

诗大雅既醉之篇。

○饱,充足也。

○愿,欲也。

○膏,肥肉。

○粱,美谷。

○令,善也。

○闻,亦誉也。

○文绣,衣之美者也。

仁义充足而闻誉彰着,皆所谓良贵也。尹氏曰:“言在我者重,则外物轻。”

 

编自: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

孟子曰:“欲贵者,人之同心也。人人有贵于己者,弗思耳。人之所贵者,非良贵也。赵孟之所贵,赵孟能贱之。

赵孟,是晋国世卿。

孟子说:“人情莫不好荣而恶辱,故见人爵之荣,羡慕而欲得之者,此人心之所同然也。乃天下有至尊至贵之理,人人各足于己,而无待于外者,此其可欲为何如。但人多蔽于物欲,未尝反已而思,是以惟见在人之贵为可欲,而不见在已之贵为可欲耳。岂知贵之在已者,乃天然自有之贵,所谓良贵也。人之所贵者,依名而立,恃势而尊,乃外至之贵,非良贵也。如赵孟为晋国执政之卿,能操爵以贵人者,然能以爵与人而使之贵,亦能夺之而使之贱,贵贱荣辱,皆赵孟之所得专,非吾力之所能必,所以说非良贵也。若夫吾身之良贵,人安得而贱之哉!然则欲贵者,信不可不反求诸身矣。”

 

《诗》云:‘既醉以酒,既饱以德。’言饱乎仁义也,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;令lìngwèn广誉施于身,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。”

诗,是《大雅·既醉》之篇。令,是善。

孟子承上文说:“人之所贵,固非已之良贵矣。而良贵之可欲,于何见之?《诗经·既醉》之篇有云:“既醉以酒,既饱以德。夫饱不曰味而曰德者,何哉?盖言德莫美于仁义,君子戴仁而行,抱义而处,则理义悦心,而天下之至味在我矣。若他人之膏粱,人自食之,于我何有焉?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。仁义既积于躬,由是令闻昭宣,广誉四达,实大声宏,而天下之至荣在我矣。若他人之文绣人自衣之,于我何加焉?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。夫曰饱乎仁义,则知良贵为可贵矣。曰不愿膏粱文绣,则知赵孟之贵不足贵矣。人顾有舍良贵而外慕者,何其弗思之甚哉。此章言势分之贵,无与于已,性分之贵,不资于人,欲人重内而轻外,不可徇物而忘我也。”

 

编自:张居正《四书直解》

【注释】

(一)贵于己:赵注:“人人自有贵者在己身,谓仁义广誉也。”

(二)良贵:先天的本然之贵。

(三)赵孟:晋国正卿赵盾字孟,因而其子孙都称赵孟。此处用以代表有权势者。

(四)诗云:见诗经大雅既醉篇。

(五)膏梁:膏,肥肉;梁,美谷。指富家的食物。

(六)令闻广誉:美好的声誉。

(七)文绣:华美的服饰。

 

【疏解】

贵于己,即人人固有之仁义,这是人所本有的贵,且是最贵的。人之所贵,即利禄爵位,是别人加给我的,这种贵,并非良贵,即并没有永恒的价值,且人既可以给我,亦可以收回去,故此种贵的得与失,亦是偶然的。人若行仁义,便会自觉自己有无比的价值,而有其人格的尊严,虽面对权责,亦不会感到自己有何不足,“饱乎仁义,所以不愿人之膏梁之味也。令闻广誉施于身,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”此诚美言也。人有此修养,便会有大勇,有道德的气慨,虽面对有威权的在位者,亦不会气馁。

 

此章的贵于己者,即天爵;人之所贵,即人爵(见告子第十六篇)。

 

编自《孟子义理疏解》

 

编辑排版:其嘉

 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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