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子十九岁中进士，发迹很早，但就学术之建立而言，则是四十岁以后的事，如此看来，朱子实是“大器晚成”的类型。他四十以前的问学与苦参中和，虽然恒毅坚苦，但那些讲说，还不能算是“的实之见”（朱子语）。
朱子之父，“日诵大学中庸之书，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。”②可见朱子少年时期的家学渊源即以大学中庸为首出。而从龟山豫章到延平，都是顺中庸“致中和”而用功，这是龟山门下相传的工夫指诀，是承明道之体认天理而开出的工夫入路。黄梨洲说此乃“明道以来下及延平，一条血路”③。这话是不错的。
朱子从李延平接下“参究中和”的题目，从三十七岁与张南轩正式以书信讨论此一问题，共有四书。其中二书有朱子四十三岁所加之自注语，表示旧说之非。这四封书信，乃王懋竑详检文集，节录于《朱子年谱》三十七岁下，对于了解朱子参究中和问题之原委，功不可没。唯此四书之先后顺序，仍欠妥切。牟先生依朱子书信之内容，再加调整说明，甚为谛当。④
一、何谓大本之中
中和问题，原自《中庸》首章。所谓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
《中庸》讲“致中和”，是由“天命之谓性”，“道也者不可须臾离”，“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必慎其独”一路说下来。因此，所谓“致中和”，乃是顺承“从性体言独体”而推进一步的、更为具体的表示。然则，作为“天下之大本”的“中”，毕竟指何而言？
甲、如果不是在通于天命的那个性体之外另有一个大本，则这个“中”便是指目“天命之谓性”的那个性体而言。
乙、如果“中”是就喜怒哀乐之情未发时，情之潜隐未分的浑融状态而言，则它仍然是属于情，而不足以为天下之大本。
由此可知，《中庸》所谓大本之中，应该是一个本体宇宙论的创生直贯之实体，它就是作为“天下之大本”的“中体、性体、诚体”，而贯通儒家心性之学的思理而言，它亦得名之为“心体”。如果这个“中体”主宰调适吾人之情，而使情之发皆能中节合度，这就是“和”。和，是中体达于用而在用中行，所以在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”之后，紧接着便说“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”。中体呈现，和用畅达，是之谓“致中和”。中与和这两个原则，可使天地定位（大中至正），万物化育（生生不息）。
如果对于中体做这样的契悟，则既可以依《论语》之仁与《孟子》之本心来会通《中庸》以讲“中和”；亦可以由《中庸》之中和而会归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。如此讲中和问题，自然可以迳直平易而畅达。但朱子参究中和问题，却显得纠结而迂曲。
二、朱子中和旧说的讲论
朱子并不顺承延平“观未发之中”（默坐澄心，体认天理）的路。延平上承杨龟山、罗豫章二代之教，是静复以见体，属于超越的逆觉体证。而朱子三十七岁开始参究中和，主要是和张南轩相互讨论。朱子与张钦夫之四封书信，依年谱，皆列于三十七岁下，故一般也说朱子参究中和是在三十七岁。到四十岁中和论定之后，视此四封书信为不成熟之旧说，并自作注记，以示郑重。统括而言，此中和旧说的要旨，主要有五：
1 将“良心发见”之发，与喜怒哀乐之已发未发之发，混而为一。
2 因而对孟子四端之心，与中庸喜怒哀乐之情，亦形成混扰。
3 于是对孟子之本心，亦体悟不足。（须知实体性的本心，与中体、性体、天命流行之体，最后必是一，而非朱子所理解的“心性情三分”。）
4 因而亦表示朱子对《中庸》之中体、性体、天命流行之体，实亦未有相应之契悟。
5 最后，必函着对仁体之体悟，亦有不足。（故当张南轩函告他应以“求仁”为急时，朱子却说“自觉殊无立脚下工夫处”，见旧说第四书。）
此五点，皆表示此时的朱子，对于“体”上工夫不透不切。至于朱子何以必然地转折而走向中和新说之路？牟先生《心体与性体》书中有详审之疏理，认为此中决定性的过转之关键，唯在程伊川一句话：“凡言心者，皆指已发而言”。
三、朱子转向而另开新路
朱子四十岁之“已发未发说”以及“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”，明白表示：旧说各书之所以认为“心为已发，性为未发”，乃因信伊川之语而然。朱子从三十七岁起三数年间，虽已讲到“致察于良心之发见”为“做工夫的本领”，但因他的良心之发与喜怒哀乐之发相混，便使得朱子——（1）既不去切实体会此义（指致察良心之发）所以成立之根据；（2）不去切实体会孟子“本心、求放心、先立其大”诸义；（3）不去切实体会程明道“须先识仁”之义：（4）不去正视谢上蔡以觉训仁与胡五峰“须先识仁体”之义；（5）再进而亦不去切实体会“天命流行之体”之义；（6）不去切实体会周濂溪之“诚体、神体、寂感真几，以会通太极”；（7）不去切实体会明道“只心便是天，尽心便知性，知性便知天，当处便认取，更不可外求”之一本论；而只胶着于伊川“凡言心者，皆指已发而言”此一不谛之语，以求其所谓中和之旨。
伊川此句“未当”之言（伊川后来自认此言未当），竟在朱子生命中形成一道墙壁（牟先生语），使他不能悟入“致察于良心之发见”一路之深透义理，因而亦不能真切于此一“做工夫之本领”之警策处；因此当他一旦发觉以“已发”为“心”有所不妥时，便连带将“致察于良心之发见”一路之义理，也一并抛弃，而做了一个大的转向，此后便顺着伊川学的纲领（心性情三分）而前进，这就是朱子过转到中和新说的关键所在。
② 见王懋竑《朱子年谱》十一岁所引朱子年谱旧本。
③ 见《宋元学案》卷三十九，豫章学案黄宗羲案语。
④ 见牟宗三《心体与性体》第三册第二章所引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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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仁厚《中国哲学史》总目录及索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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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：蔡仁厚，转载自：《中国哲学史》（台湾学生书局印行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