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》注疏之<尽心章句上>第35章

桃应（yìng）问曰：“舜为天子，皋（gāo）陶（yáo）为士，瞽瞍杀人，则如之何？”

孟子曰：“执之而已矣。”

○桃应是孟子弟子。士，是掌刑狱的官。

○桃应问于孟子说道：“天下之事，处常易而处变难。且如舜为天子，皋陶为士师，设使瞽叟犯法而杀人，皋陶将如何以处之？吾恐舜虽爱父，不可以私恩，害天下之公。皋陶虽执法，不可以刑辟加天子之父，情法两难之间，如何斯为善处之术也？”孟子答说：“法不行，不足以示信；法不执，不足以示公。今皋陶既为士师之官，则当守士师之法。使瞽叟而杀人，推皋陶之心，惟知执法而已，岂知有天子之父哉？私天子之父，则废天下之公，皋陶必不然也。”

“然则舜不禁与？”

曰：“夫（fú）舜恶（wū）得而禁之？夫（fú）有所受之也。”

○桃应又问说：“皋陶固以执法为正矣，然舜为天子，生杀予夺之柄，皆操于已者也。独可坐视瞽叟之罹于法，而不禁皋陶之执其父与？”孟子说：“夫舜恶得以已意禁之乎？盖使法自我创，则禁自我行可也。今皋陶所执之法，乃原于天讨，而奉为无私之命，沿于先王，而守为不易之典。盖有所传受，而非可以私意出入者，舜虽有天子之命，安得而废天下之公哉。”

“然则舜如之何？”

曰：“舜视弃天下，犹弃敝蹝（xǐ）也。窃负而逃，遵海滨而处（chǔ），终身欣然，乐而忘天下。”

○蹝，是草鞋。

○桃应又问说：“舜于瞽叟，若禁皋陶之执法，势固有所不行。若听皋陶之执法，心必有所不忍，当此两难之时，又何以为曲全之术也？”孟子说：“舜，大孝人也。推其爱亲之心，但知有父，而不知有天下，视弃天下之大，犹如弃敝蹝之轻也。其心以为朝廷之上，不可以私而挠公。大海之涯，或可避难而远害，必且窃负瞽叟而逃。遵循海滨而处，自屏于寂寞之乡，以为全亲之计。承颜顺志，不但苟免一时，将终身诉然快乐，而忘其有天下矣。若然，既不枉士师之法，又不伤父子之恩，舜之心如此而已。是可见人臣以执法为官守。即天子之父，且不敢宥，而况其下者乎。人君以爱亲为天性，即天下之大，且不敢顾，而况其小者乎？”学者诚得虞舜皋陶之用心，而引申触类以求之，则私恩公义，各得其宜，而天下无难处之事矣。

编自：张居正《四书直解》

【注释】

（一）桃应：孟子弟子。

（二）士：狱官也。舜时皋陶为狱官之长。

（三）有所受之：指皋陶之法，有所傅受，是客观普遍的存在，贵为天子也不能禁。

（四）蹝：亦作屣，草鞋。

（五）遵：循也。

（六）诉：同欣。

【疏解】

孟子弟子桃应，提出一个设问：“舜为天子，而皋陶做法官，假若瞽叟杀了人，皋陶该当如何处理呢？”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。未料孟子的回答干净明快：“把他逮捕起来就是了。”

从皋陶执法的立场看，只管法规，不管人情，只对事而不对人，瞽叟杀人，若属事实，当然依法逮捕，依法判刑，这是毫无选择，无庸置疑的。

两难在舜，舜为天子，授权皋陶执法，自己的父亲杀人犯罪，也不能滥用权威，阻挠皋陶的追缉行动。另一方面，舜亦为人子，父亲处于被追迫被判刑的困境，自不能旁观坐视，更不能说什么大义灭亲的话头，那是自欺欺人的大话，灭亲就是不仁，那有大义可言？法家思想觉察到儒家家族伦理与法家政治伦理的冲突，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忠孝不能两全的间题。孟子虽以君臣之义，为人间伦常的两大支柱之一，然究其本，仍在父子之仁。当二者不能两全之时，如何成全父子之仁，当列为儒家第一优位的考虑。法家的政治伦理，以维护君臣之义，为首要关怀，故试图强化君臣之义的分量，称之为大义，以求取代父子之仁的根本地位，也就是说要以法家的政治伦理，取代儒家的家族伦理。由是而言，大义灭亲是违反儒家伦理的说法。

天子当守法，天子亦当尽孝，孔子已有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”的深切反省，父子以隐为直，当然是在家族伦理的价值抉择之下，才会有的结论，而政治伦理讲法治，父子相隐，不免掩盖事实眞相，无异是犯法，故为当代人所批判。实则，国法不离人情，情理法兼顾，法理就在法与情的均衡和谐中。国法不能伤害父子亲情，倘若国法迫使父子揭发密告或出庭作证，那么，国法连父子的亲情都不能维护周全，而人连拒绝作证的自由都没有，还谈什么正义，谈什么人权？故孟子以为，舜在父亲犯法而被追索之下，只有一个选择，成全父子之亲情，然身为天子，又不能知法犯法，有亏职守，故第一个步骤，是辞掉天子的职位，恢复平民之身，第二个步骤，再做身为人子应该做的，私下背负父亲逃走，隐藏在海边过活，此生心安无憾，浑然忘了天下。

忠君孝亲，不一定一如鱼与熊掌不可得兼，兼得之道在“权”。设若不可得兼的情势，已然形成，那就当立于道，以亲亲为先。若仁道不立，徒言大义灭亲之“权”，那是虚妄假相，故有所立，“权”才有意义。道不立，“权”失其所依，不过是权术罢了。

编自《孟子义理疏解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