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》注疏之<万章章句下>第4章

万章问曰：“敢问交际，何心也？”

孟子曰：“恭也。”

曰：“却之却之为不恭，何哉？”

曰：“尊者赐之，曰‘其所取之者，义乎，不义乎”，而后受之，以是为不恭，故弗却也。”

○交际，是以礼往来。却，是拒而不受。

○万章问于孟子说：“君子以一身酬酢万变，无一不本之于心。至于以礼仪币帛彼此往来交际，敢问此心果何心也？”孟子答说：“人有恭敬之心存于中，而后假币帛之仪将于外。交际之礼，乃彼此相敬，其心主于恭而已矣。”万章问说：“交际固所以将敬，辞让亦所以明礼，乃有却之，却之而不受的，人便以为不恭，何哉？”孟子答说：“凡处人之馈，未有无故而却者。如尊者有赐于我，我心必私自忖度，说：此所赐之物，必是取于人者，不知其取此物果合于义，而当得者乎？抑不合于义，而不当得者乎？必所取合义，而后可受。如其非义，便不可受，而当却还之矣。夫以尊者之赐，计其不义而不受，则是鄙其物而轻其人，傲慢莫大焉，此所以却之为不恭也。惟以此为不恭，故宁受之而不敢却，以卑承尊之礼，宜然也。知不却之为恭，而交际之心益可见矣。”

曰：“请无以辞却之，以心却之，曰‘其取诸民之不义也’，而以他辞无受，不可乎？”

曰：“其交也以道，其接也以礼，斯孔子受之矣。”

○万章又问孟子说：“尊者之赐，固不可却，而不义之物，终不可受，于此而求善处之术。当其以物来馈，心虽知其不义，请勿显言其不受之故，而以辞却之。但心中暗地计较说，此其物是不义而取之于民者，但假托他事以为辞，而却之不受。则在我既无不义之污，在彼亦难加我以不恭之罪，人己之间，两无所失，不亦可乎？”孟子答说：“处人之馈，以辞却之，固嫌于径直而不逊；以心却之，亦失之诡故而不情。但看道与礼何如耳。如使其交于我者，当馈而馈，当赆而赆，而有道以相与，其接于我者，申之以词，将之以物，而有礼以相加。这等的交际，则虽圣如孔子，为礼义之中正，亦有见于道之可受，而不问其所从来，有见于礼之可受，而不疑其为非义，斯受之而已矣。以孔子而犹不为己甚之行，则有赐于我，而以心却之者，亦岂得顺应之道哉。”

万章曰：“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馈也以礼，斯可受御与？”

曰：“不可。《康诰》曰：‘杀越人于货，闵不畏死，凡民罔不譈（duì）。’是不待教而诛者也。殷受夏，周受殷，所不辞也。于今为烈，如之何其受之？”

○御，是拦夺财物。《康诰》，是《周书》篇名。越，是颠越。墩，是怨恶。

○万章又问孟子说：“夫子谓受赐者但当观其交际之礼，不必更问其所从来。设若有人于国门之外，旷野之所，截人而杀之，因用其御得之货，交我以道，馈我以礼，若此者，亦可不问其所从来而受之乎？”孟子答说：“若是御人之货，则岂可受？《书经·康诰》之篇有云：“杀人而颠越之，因取其所有之货，闵然不知畏死。”这等凶恶之人，人所共愤，凡民无有不敢怨者。可见御人之盗，乃天理之所不容，王法之所不宥，不待教戒，即当诛戮者也，岂可受其馈乎？盖义所当受，即殷受夏之天下，周受殷之天下，亦有所不辞者，其功烈至今光显，人孰得而议之。若夫御得之货，不义甚矣，如之何其可受也哉！此可见君子虽重于绝人，而未尝不严于律己，尊者之赐，虽有所弗却，而义利之辨，固未尝不审也。”

曰：“今之诸侯，取之于民也，犹御也。苟善其礼际矣，斯君子受之，敢问何说也？”

曰：“子以为有王者作，将比（bì）今之诸侯而诛之乎？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？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，充类至义之尽也。

○“比”字，解做“连”字。充，是推广的意思。

○万章又问孟子说：“御人之货，诚不可受矣。窃见今之诸侯，暴征横敛，剥民以自奉，其取诸民之不义，就与御人国门之外的一般。苟善其礼，而备物以相交，斯君子受之，而不嫌于不义，此与受御人之货者有何分别？敢问此何说也？”孟子答说：“今之诸侯，取之于民，固多不义。比之于盗，则亦太甚矣。试以王者之法论之。子以为今之天下，有王者起而修明法度，将连合今之诸侯而尽诛之乎？抑先施教令，不改而后诛之乎？必教之不改而后诛之，则与御人之盗，不待教而诛者固有间矣。今但以其取非其有，而遂谓之盗，是乃推不取之类，直至于义之至精至密的去处，必一介不取而后为义之尽，所以稍涉不义，而即加之以盗名也。其实御人之盗，乃为真盗。诸侯取非其有，虽今之所谓民贼，岂可遽以同于御人之盗也哉。即诸侯异于御人之盗，则诸侯之馈，亦异于御得之货矣，尚何疑于君子之受赐乎？孔子之仕于鲁也，鲁人猎较，孔子亦猎较，猎较犹可，而况受其赐乎？”

孔子之仕于鲁也，鲁人猎较（jué），孔子亦猎较（jué）。猎较犹可，而况受其赐乎？”

○猎较，是田猎相较，夺取禽兽。

○孟子又告万章说：“诸侯之馈，所以不可概却者，非但义不可以过求，而礼固不嫌于从俗也。昔者孔子之仕于鲁国也，鲁人之俗，每当祭祀之时，必去田猎于外，追逐禽兽，争相较夺，以供俎豆之需。此其事宜非圣人之所屑为矣，乃孔子亦从其俗而与之猎较焉。夫田猎之事，鄙事也；较夺之俗，薄俗也。孔子犹且为之，不肯自别于鲁人，则知事之无害于义者，从俗可也。况乎交以道，接以礼者，而其赐岂有不可受乎？”盖猎较之俗，不能累孔子之圣，而诸侯之赐，不足病君子之廉。处世之道，但求合于中庸之行而已，岂必绝物以为高哉。

曰：“然则孔子之仕也，非事道与？”

曰：“事道也。”

“事道，奚猎较（jué）也？”

曰：“孔子先簿正祭器，不以四方之食供（gōng）簿正。”

曰：“奚不去也？”

曰：“为之兆也。兆足以行矣，而不行，而后去，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。

○事道，是以行道为事。簿，是簿籍。兆，是事端之先见者。淹，是留滞。

○万章又问孟子说：“君子之仕，将以道易俗也。今孔子从鲁之俗如此，然则其仕于鲁也，固非以行道为事与。”孟子答说：“孔子身任斯道之责，行道之外，更有何事，乃事道也。”万章又问说：“孔子既以行道为事，则猎较之俗，宜思有以变之，而反从之何也？”孟子答说：“孔子从俗之意，固非安于因循，但以其积习既久，未可遽变，姑先正其本耳。盖鲁人之猎较以供祭者，只因祭无定器，实无定品也。孔子先为簿书以正其祭器，使器有定数，而不以四方难继之物，供其簿书之所正者，使实有常品，品物既定，则大本正矣。彼猎较所得之物，虽多无所用之，其俗将不禁而自废。此于从容之中，寓变俗之法，正圣人转移之妙用也，安可谓之非事道乎？”万章又问说：“孔子欲以变俗，而为是委曲迁就之图，则行道之志，有不能自遂者矣。志不得遂，何为而不去乎？”孟子答说：“孔子非难于一去也，但世方望我以行道，而我更张太骤，将启人疑畏之心。所以不去者，正欲寻个头脑，从簿书器物做起，先小试其道以示人，使人知吾之道，简便易从，而不苦其难，然后可以次第施为，而吾道大行之兆，将于此乎卜之耳。若其兆既可行，而人不能遂行其道，则非吾道之难行，由君上之不能用也，于是不得已而始去。盖其去虽不轻，而志则未尝不决。是以可仕则仕，可速则速，未尝终三年之久，淹留于一国也。其去留之不苟如此，何莫而非事道之心哉。”

孔子有见行可之仕，有际可之仕，有公养之仕也。于季桓子，见行可之仕也；于卫灵公，际可之仕也；于卫孝公，公养之仕也。”

○见行可，是见其道之可行。际可，是交接有礼。公养，是供馈之仪。

○孟子又告万章说：“孔子行道之心，不但于仕鲁见之，苟可以仕，未尝不委曲以冀其一遇也。吾尝历观其仕进之迹，大概有三。有时会偶值事机适投，见得吾道有可行之兆，则委身而仕，这是见行可之仕。其次道虽未见其可行，而能迎之致敬，待之有礼，此盖有尊贤之诚者，则亦不忍遽去而仕焉，这是际可之仕。其次礼虽未必其能尽，而有廪人继粟，庖人继肉，此能修养贤之典者，亦不忍遽弃而仕焉，这是公养之仕。然果何以征之？其仕于鲁也，当定公即位之初，正桓子执政之日，此时桓子能荐之，定公能用之，骎骎乎道有可行之渐，因与桓子共政而不辞，此所谓见行可之仕也。其仕于卫灵公也有感于郊迎之礼貌，则就之，未至于问陈，不遽行也，此所谓际可之仕也。其仕于卫孝公也，有感于问馈之殷勤，则就之，将待其为政，不遽去也，此所谓公养之仕也。夫曰行可，曰际可，日公养，仕虽一无所择，而义则一无所苟，则何莫而非事道之心哉。”观于此章，圣贤之辞受进退，固不肯徇俗苟为同，亦不可矫俗而苟为异，从违可否之间，惟以礼义为之权衡而已。

编自：张居正《四书直解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