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、一心开二门
刚才讲了些大道理，有时候大道理是不切实际的，有些人会听起来觉得夸夸其谈，怀疑讲这些有什么用？刚才说了，如果是从本性出发的大道理，它同时就是可以实用的，凡是道理都可以用在现实中，因为所有现实，从大的眼光来看——统体一太极，物物一太极——每一个事物都有它的道理，而天下每一事物的小道理是从大道理而来，小道理与大道理内在是相通的。刚才说了整个人类理性历史文化开展的大略方向，于是我们要有一个真正多元的观念，所谓“圆满无尽”，多元并不是平板的。如果只知道平板的多元，最后将没有归宗，没有归宗的多元是糊涂的，到最后往往是要么坚持己见排斥他人，要么糊里糊涂各打五十大板。其实，多元要从一元开出，牟宗三先生以“一心开二门”作为一切哲学的基本模型，这是借用佛家《大乘起信论》的术语，“一心”在佛家是指“佛心”，在圣人呢，可以说是“良心”或者“圣心”，一心开出“二门”，不是开出平等的二门，是开出上下的二门。按照佛家的讲法，上开“真如门”，下开“生灭门”，真如者，真正如其所如，所以真就是如，就是世界的万象本来是什么，你就依照他本来的面目来认识他，这叫“如其所如”，佛家认为一般人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有限的、污染的、无明的，所以你对世界的认识是假的，这个“假”要去掉，去掉“假”以后就是“空”，去掉假成就的“空”里，“真”的面目就显出来，所以“空”就是“真”，就是“如”，“如其所如”叫“如如”，也就是“真”的世界的本相。真的世界的本相，一方面说它是“真”，一方面说它是“空”，所以“空”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反而是绝对的“真”，真实的“如”，也就是“本来面目”。这种证空见空的心就是智慧的心、超越的心，用这样的心面对的世界，眼前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。这样开出的门，它涵摄万法，叫做“真如门”。而众生的生命在无明中，他的心不清净，他不能直开“真如门”，他在现实生命中，所开的是“生灭门”，生灭就是“无常”，所谓“生老病死，成住败空”，在时间空间中的事物就是无常，无常是苦，这叫生灭门。
“真如门”是一元的，只有在“生灭门”处有多元。用普通的话来讲，我们人的本性有超越的一面，那是一元的，但人在现实上的表现，受限于民族性、时代性、个性、习性，所以就有自己生命的特质，这种生命的特质，刚才说如果是合理的，就是文化的特性，如果是不合理的，就是个人闹情绪。合理的文化已经可以有多方面的开发，闹情绪那更是言人人殊。所以多元是在生灭门说的，是在现实上说的。现实上的世界必定是多元的。
所以，从大分类来说，人类学问的表现至少有两个元——知识的学问、智慧的学问——用牟先生的辞语，说为“知识的学问”和“生命的学问”——智慧的学问、生命的学问这边，自人类有史以来，表现为儒释道三家，现在如果加上基督教，或者加上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式一神论的宗教，则有四家——这一神教也有相当的智慧，它其实是走向真如门的，只是走得不透——真如门是一元，不过走向真如门的方式有多种，从大处说，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等机缘的不同，从小处说，各个人的个性、理解能力、领悟能力不同，而有不同的学问开出，开出而能成某一学问的型态，可以教导众生，便成为一种“教”，以“教”行其教导而移风化俗，称为“教化”。所以智慧之学是上通于真如门的学问，是真如门直接的开显。而生灭门，依照人类特别的心灵——人类特有的心灵能力，康德叫做“思辨理性”——理性在“思辨”活动上的表现，这种心灵能力在东方，儒家叫“见闻之知”，在佛家叫“识心”，道家叫“成心”。佛家把心灵分成两面，一面是“识心”，一面是“智心”，修行佛法就是为了“转识成智”。因为人类用“认识心”去认识世界，不管你用显微镜认识的多么精细，或者用火箭、用望远镜对太空认识得多么广大，永远跳不出用自己的“识心”认识世界的规范，凡是用识心所认识的世界，就只能是“以识心认出来的世界”，而非“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”。所以依照佛教的说法，人类的知识不管多么广大，多么精细，你永远在“生灭门”中，都在“识心”范围之内，在佛家看，这识心是要转的，不转就不能悟道，叫“转识成智”。人类的智慧之学就是要开显“真如门”，或者儒家说的开显人类的良知，表现天德。
刚才说知识的学问、智慧的学问是人类心灵的两大表现，如同我这两只手，左手在左，右手在右，我的手现在是这样比的；但是下面我要换一个手法：人类的知识有两种，一种是知识的学问，在下、一种是生命的学问，在上。各位，手法不同，就代表认识能力的不同。比较客气的讲法，人类的文化有西方文化、有东方文化，两个文化左右分立；若不客气地讲，真正壁立千仞从最高点讲下来、从天眼看下来，人类的学问应该是知识的学问在下，生命的学问在上、应该是西方的学问在下，东方的学问在上。你承认吗？
你不这样看，能够真正安排人类学问的轻重、本末、先后吗？你不这样安排，对得起你的人性吗，对得起国家民族吗，对得起这个时代吗，对得起天地吗？所以不是我们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而自称中国，不是我们几千年出了多少圣贤，所以这样讲话，不是！而是纵使跳出民族，跳出历史，跳出传统，依照人的本性来说，依然要讲这样的话。人类理性的两种表现不是并列的，它是隶属的，有一个是主导的，有一个是被主导的。如果我们能这样看，这叫做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”，我们的心灵才能有最大的底定，我们人类才有前途可言，你才可以上通天德、下开人德，否则，人类何去何从，永远还在迷茫中。
清朝末年张之洞说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现在很多人对这句话起反感。他为什么起反感呢？他说把西方看得那么低，这是中国大汉沙文主义。如果你也这样认为，我看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了，张之洞为何如此说，是不是真的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来说这句话，你还不知道呢。清末的维新思想，是受日本“明治维新”的启发，但明治维新是比较成功的，虽然明治维新也不是最理想的，但中国学习西方比日本还差一级，为什么？因为起步就不一样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干里。明治维新的起步就相当正确，伊藤博文这些学者跟天皇说，现在我们遇到两种学问了，一种是从唐朝以来的汉学——日本是从唐朝以后才有真正的文化，学唐朝的，他们叫汉学——现在又遇到西方的文明——日本比中国开放的早，本来中国明末利玛窦来的时候很早已经接触到西方学问，而且开始学习，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果，但是很不幸地，清朝初年开始闭关自守，完全断绝西方文化传入的机会。日本到明治天皇的时候就知道有西方文化了，不能只有汉文化了，但是这些学者跟天皇建议，汉学如米饭，西学如小菜，你吃饭要米饭配小菜，在汉文化的基础上，兼取西方文化，所以明治维新顺理成章，有相当的成就。虽然明治维新也是有遗憾的，最后“脱亚入欧”的主张还是占了上风。但是日本人毕竟没有完全放弃汉文化的合理价值，也一直给予其一定的位置。但请问中国人是怎么面对西方的？我们到现在整个民族还这么混乱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是我们自己的心灵造成的，整个民族走错了路。所以我们要打开眼界，看清人类理性的两种表现，一个西方一个东方，一个知识的学问一个生命的学问，一个识心一个智心，你要想到佛教讲“转识成智”，儒家讲“内圣外王”，“外王”要用“内圣”来开，所以“内圣”是本，“外王”是末。这两个层次，不是两个面向，面向是平列的，层次是上下的，在上下两层的思考中，就可以讲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
这只是日本人这样看，张之洞这样讲吗？不是的，康德既把人类理性二用分成思辨的理性、实践的理性。他又说实践的理性是人类理性的“拱心石”，就是有一个拱门，拱心石就是最高的最中间的让整个拱门可以稳住的那一块，也就是最核心、最主要的一块。又说：人类的“实践理性”有优先性，优先于“思辨理性”，康德是西方人啊，这些话是西方人说的，我们不是要全盘西化吗？如果根本不知道西方是什么，怎么西化呢？所有圣人所见都一样，所有有智慧的人所见都是雷同的，所谓“英雄所见略同“。我们一百年来学什么西方了？你只是用庸俗的心，来认定西方两千年的学问，你只是以功利的心来面对当前中西文化融合的大时代的问题，这怎么可以？中国的五四的那些名流，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，没有真正的思考能力，而他们的思想却透过体制教育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，如今的中华民族谁来做主啊？
好，我们既然把两大学问之路讲得比较清楚了，我们的责任，首先，对于中国的学问，要继承，凭什么继承？已经讲很多了，我们读经就是一个很简单、很有效的方法。所谓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一个从小饱读诗书、满腹经纶的孩子，长大后就很容易自我开发或接受开发，如果一个人的肚子里一点东西都没有，只是一些时代杂乱的风气，这种人能够受教吗？就好像龙都没有画好，怎么给他点晴呢？所以，我们现在先要画龙。有人说：你们读经就好了吗，我没有说只有读经就好了，但你不读经，一定不会好！
中国文化就这么简单可以传下来，我们相信人性，相信智慧是不死的，人心是永在的，很容易就被发现的！只要你不用莫名其妙的手段来压迫他、障碍他，所以以读经来做为继承传统的基础这条路，我很有信心。进一步，有人说：读经是在为复兴中华文化而努力。因为中华文化被遗忘了一百年了，如今，到了十字路口，要继续打倒？还是要复兴？各有市场，所以对读经，或质疑、或赞叹。我经常遇到有人说我是在为复兴中华文化而奔走，听到这样的评论，当时如果没有时间，我就和他说：不错不错：如果有一点时间，我就告诉他：你错看我了，我不是为中华文化复兴而来，读经是人类必走的路，我是为全人类着想，不只是为中华文化而已。所以中国人不只要读自己的经，复兴自己的文化、中国人也要读西方的经，复兴西方的文化；即使西方人，他们也要读他们的经，复兴他们自己的文化，而且如果西方人想要完成人性的光辉，他们对于东方的实践智慧之学，也要好好学习。人类如果共同尊重普遍的人性，将会放下互相的敌对，不仅对自己民族有好处，对世界也有好处。
本文作者：王财贵，转载自：《王财贵65文集》第二辑《读经教育全程规划》。如欲深入了解王财贵教授哲学与教育思想，请关注文礼书院，或购买正版《王财贵65文集》进行学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