牟宗三: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

没有学术的真诚,学问便会丧失了轨道,学问一旦丧失了轨道,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乱讲。

今天讲的题目是“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”。大体说来,西方的哲学家、或者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人,是重问题性的研究。问题性的研究,就是重思考、重逻辑,所以大体的说来,念西方哲学的人,走的是逻辑的入路(logical approach)。因此西方历史上一代一代出现的哲学家,都是就着一个问题而提出新的解答,形成一个新的系统。所以西方的哲学很有系统性,西方哲学家很能够造系统。但这样说并不表示西方念哲学的人,就不读书。他们亦读,但是他们所读的哲学作品,原来就有系统性,而他们读的时候,是要看这一系统是要解答一个什么问题,这解答是否能令人满意,有没有可批评的地方。所以他们可层出不穷地提出新概念、新问题。西方人专门研究某一家的古典著作,这也是有的,这是属于古典学。古典学所研究的,既然是原本就很有系统的哲学著作,那也需要有了解,但他们的研究,比较重视原文的语句之注疏、语句的了解,这是很专门、很仔细的。譬如说,关于希腊哲学,有些人专从希腊文入手,来研究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。这种是所谓专家研究性的,这是一般说属于古典学,是带点文献性之研究,很重视某一个字使用,这是很细微的专家之学。而读哲学系的先生学生们,常常不一定需要如此。我们可大体的了解一个柏拉图的主要概念,就柏氏之系统,看他提出一个什么主要的概念,提出这观念是要预备讲一个什么主要的问题,这大体一般人可以了解,而且不会有大错,不会有南辕北辙般之相反的了解出现,这种出现截然不同的理解之情形,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,大体是不常有的。故哲学系大体走的是逻辑的进路,注重个人的思考。因此西方哲学家很会造系统,每一个人都造一个系统出来。

 

但是反过来看中国哲学,常常并不如此。中国的哲学,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,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。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,如孔、孟、老、庄,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。譬如说读《论语》《论语》并不是一个系统,而是嘉言懿行录。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,那里一句的,零零碎碎的。就是其他的,譬如说《孟子》,《孟子》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。最有系统性的,只有<告子篇上>。从告子曰“性犹杞柳也”一直至上篇完,一气呵成,很有系统性。按常理论,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,应比较容易了解。事实上却不然。这<告子上>篇,二千多年,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。唐宋以来,《四书》尤受重视,从小孩起便读,一直读到成年、成进士,但读的结果是不懂。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,那便更难,这里一句,那里一句,如何来了解呢?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,是很麻烦的,很难了解。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,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《论语》?这《论语》毫无道理,东一句、西一句,又没有定义、没有系统,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,好像是不可思议的。这样的说法,发自西方人,不算希奇。西方人的智慧,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,有概念、有系统性才过瘾,而我们的《论语》没有,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,是很可理解的。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,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。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,在五四运动时的人,已是如此。五四那时代的人,到现在已是八、九十岁,现在看起来,不都是老师宿儒么?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、不能理解。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,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。这是很明显的事实。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,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。不能像西方哲学那样,走逻辑的进路,而要走文献的路,由读文献而往里面入。但读文献是难的,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,就是单就中国的特殊情况而说的。

 

我首先声明一下,我现在所重视的文献途径,重视文献方面的研究或了解,和一般人所想的意思,或许大不相同。因为一说文献途径,范围很广泛,一般人平常所说文献的途径,便等于历史的途径(historical approach),或者是考据性的。历史的或考据的路所重视的着眼点和我们不同。这着眼点的不同在那里呢?诸位就社会上表现出来的可见一斑。大概走这条路的,会很重视版本,版本也是文献呀。如果发现一个新的版本,那便了不起,好像发现一宝贝似的。譬如说,大陆在湖南长沙发现一个《老子》的新版本(即帛书《老子》),大家便觉得了不得,研究《老子》的人,非得要找这个版本来看看不可,若没有找来看看,便好像对《老子》不敢讲话似的。在以前,亦曾发生过许多版本问题,如在敦煌发现过一些新的版本,大家亦觉得好了不起,于是有敦煌学的专家。胡适之当年的考据禅宗的神会和尚,主要的便是根据敦煌本的《六祖坛经》来考证。敦煌本《坛经》和通行本《坛经》本有几个字的不同,于是胡适便下断语说《坛经》是神会和尚伪造的。这其实是毫无道理的。我也不需经过考据,便可知此说不通。由另一版本,或许可以发现有几个句子、几个字和一般所读的本子不同,但若据此一二处的不同,便断定现行的《坛经》全是神会的伪造,这是不合逻辑的。但是重视版本学的人,却很重视这一套,这个也是文献的路。我今天讲的文献的途径,并不是这个意思。在我看来,从古代一直保存下来的文献,尽可以有版本的不同。如《论语》便有《鲁论》、《齐论》及《古论语》之不同,而《老子》王弼注本与河上公注本亦有不同。但这些不同,对于文献的重点、主要句子的了解,又会有多大的影响呢?我看没有多大的影响。如《老子》的新版本,对于《老子》的主要句子、重要文字,并无多大改变。我对于版本的不同,并不大重视,虽然在有新的版本被发现出来时,我们亦回找来看看,但不会像一般人那样的大惊小怪。我们所重视的文献途径,是照上面所说的,中国古代的文献文字简略,大体为后人的记录,写的时候亦不是很系统,很有逻辑的,不是先经过下定义,然后推理,一步一步给你摆出来,清清楚楚的。故了解起来十分困难。我们现在奉劝诸位,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。做别的研究,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,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。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,最主要是重“理解”。

 

民国以来,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,丧失的不成样子。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,但在这方面,很差、很愚蠢。就算是很普通、很好理解的东西,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,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。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。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,还可以说得过去,但老年人、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,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。照这样说起来,中国几千年的文化,究竟是在那里呢?文化的发展,发展出个什么来呢?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。事实上並不如此,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。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,也有错误的地方,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。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,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。譬如说汉人注经,很简单,只是将字解释一下,並没有说句子的意思,亦不大说文义,然亦无许多谬说。究竟他们了不解到什么程度,则很难说,他们没有详细讲出来,但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没有了解。至少我们不能说他们有什么偏见。如赵岐注《孟子》,很简单,这是所谓古注。清朝的焦里堂(循)便根据赵氏注作《孟子正义》。赵注只是文字上的训解,不一定有什么偏见,代表什么立场,可是到了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,便根据赵注来反对朱子,大量引用戴东原的说法来反对朱子,就是朱子讲对了,也硬说不对。他表示自己是汉学,而朱子是宋学,这偏见便来了。赵注本身並无这立场,只是解释字义,根据古训的理解而注出来。所以中国人对学问的理解力的丧失,大概是从清朝开始的。清朝三百年,对于中国文化的断丧,十分历害,因为我们民族是受异族的统治,民族生命受挫折,文化生命就受歪曲,那是很自然的现象。虽然满清有三百年这么长,但仍是一个大歪曲。故清末民初那些高级知识分子,对中国的古典大都不能讲,不能了解。譬如说梁任公先生,你不能说他程度不高,中文不通,但他以为王船山的书不可理解,他不能了解,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。

 

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?譬如说儒家之学,它有其本身的传统,代代相传,有其一定的讲法。如汉朝的经学,你要是讲《公羊春秋》,是要守家法的,他们讲书很熟,有规矩。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,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,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。到宋儒出来,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《四书》之研究上,《四书》是最可以把孔、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。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《四书》,所以能够比较深入,比较有深度的理解,汉儒比较不重视《四书》,对《四书》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。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,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,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,大体上是不乱的,他们对《四书》的了解,也许会有些距离,不一定能完全符合《四书》的原意,但大体上是不差的。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,辗转讨论引申,讨论了六百多年,长时间的磨来磨去,总会磨出一些东西,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,但就对《四书》的理解,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,是很有贡献的,你不满意可以,但你菲薄他们,便不可以。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,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,这便成为一个传统。

 

又譬如你要讲道家,亦有一定的讲法,不可乱讲。如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,文献俱在。《庄子》文章漂亮,大家都喜欢读,但说到了解,便很难。《老子》五千言看似简单,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。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,大体上是不错的,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。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、夏、商、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,自有一种气氛,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,故都能了解。现在的人,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,便渐渐不能了解。故讲道家,是有道家的讲法。后来便是吸收佛教。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。佛教较严格,较有系统性、概念性。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,很麻烦,那是另一套语言,故很难。但亦有章法,不可乱讲。你要了解佛教,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,把它把握住,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,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。中国吸收佛教,从魏晋起,经过南北朝、隋唐,至唐,玄奘回国,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,这其中经过了四、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。佛教代表一系统、一方向,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,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,是不容易的。

 

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,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。儒家是主流,是中国思想的正统;道家是旁枝,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,或提醒。后来吸收了佛教,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,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。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,便要从文献入手,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,便不能不注意。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,一定的限制的,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。读哲学最重思考,不能再是杂而无统、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。所以就义理系统讲,读文献並没有很多,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,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,就是连对《孟子》也不能理解。所以我常感慨,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,实在对不起古人,对不起先贤。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,连《孟子》亦不能讲,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,连文句亦不能通。《孟子》的文句很简单,用不着许多校刊、训诂,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,亦不能了解。《论语》亦是很简单,用不着许多校刊,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亦然。《大学》也许稍为麻烦点,有版本的问题,有朱子与阳明的争论,但文句是很简单的。《中庸》则没有版本问题,亦用不着许多训诂,但现代的人,又有几个能真正了解《中庸》呢?所以我们重视读文献,第一步先通文句,但这文句不只是像清朝乾嘉年间的训诂考据,先根据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,找出这个字那个字的造字的本义,这样做是没有多大用处的。这样只能了解在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中的那个字,不能了解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中用这个字的文句,了解字与了解文句是两回事。你说识字后便可了解文句的意义,训诂明则义理明,这话是不通的。训诂是训字,字义虽训了出来,但用这字的句子之意义,你不一定能了解。而且用这个字的思想家,他使用这个字的意义,不一定是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书中的这个字的意义,而或是用引申义,或者许多其他的意义,故並不是光了解在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中的这个字的本义,便可以了解的。

 

我们所谓的理解,便是了解句子,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,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,还是比较容易。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,便更不容易了解。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,成为一整篇文字,要贯通起来了解,便尤为困难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,很简单,便很好了解。譬如《孟子·告子》篇有一章说“乃若其情,则可以为善矣,乃所谓善也,若夫为不善,非才之罪也。”一段,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,便很不好了解。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,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,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,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,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?公都子提出这问题,孟子便要有答覆,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:“乃若其情……”对于这一段的解释,我曾修改了三四遍,才觉得较为妥当。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。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,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,才会说的话。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,把古典作古典看,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,你便不会说这话,假若你是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的专家,你当更不会说这话。说这句话,那是表示你是外行。

 

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,《荀子》书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隆礼义而杀《诗》、《书》”(见《荀子·儒效篇》),“隆”是崇尚,“杀”是减杀、贬抑。“隆”、“杀”相对成文,这是很明显的。荀子尊崇礼义而贬抑《诗》、《书》,这意思在《荀子》书中是随处可见的。荀子之思想有其特殊处,和孟子不一样。孟子则是长于《诗》、《书》,重视《诗》、《书》。荀子以为《诗》、《书》杂而无统,《诗》诗只是抒情,《书》只是些材料,没有什么道理。故荀子较质朴、较笨,他看《诗》、《书》,只就《诗》、《书》自身所表现的样子看,看不出什么道理来。而孟子读《诗》、《书》,则由之而起悱惻之感、超脱之悟,因而直至达道之本、大化之原。可见孟子及荀子两个人的心态不同。孟子才大慧高。荀子则较笨,诚朴笃实,故要隆礼义而杀《诗》、《书》。这是荀子的特殊主张。但乾嘉年间的考据家,作《尔雅义疏》的郝懿行,却不懂隆礼义而杀《诗》、《书》之义,他大概认为《诗》、《书》是圣人留下来的,怎可以减杀,所以“杀”字不通,要改。他说“杀”字应改为“敦”字,即此句应作“隆礼义而敦《诗》、《书》”,这真是不通之甚。郝懿行只能识字,他作的《尔雅义疏》作得很好,把《尔雅》中的每个字的相关文献都抄在一起,广征博引,很见功力。但他根本读不通《荀子》,他只是识字,而不能识句,根本没弄通文句之意义。对由文句而联成之文章,那便更不能读了。我真不知道乾嘉的考据家,读书读出个什么来,他们根本不能亦不想了解文义。这当然不可一概而论,在清儒中,王念孙是可以读通文句的,他提出来的训诂考据的意见,大体是可靠的。他是读书而又能了解的,他能了解字句。但进一步对于义理,他能了解到什么程度,则是另一回事,他可说:我对这方面並无多大兴趣。

 

由此我们可知道了解的困难。思想家发出这些话,是由他个人命中发出的一种智慧,所以你要了解这些话,那你的生命中也要有相当的感应才可以。他所发出的这智慧的背境、气氛及脉络,你要懂,这就不是纯粹的训诂便可以了解的。譬如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孟子曰:“形色,天性也;惟圣人,然后可以践形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这简单的两句话,我好久都弄不明白,不能了解其中的意义。前一句说的是形色,下一句说践形,把“色”字省略掉,这是什么意思?为什么说形色是天性,践形是什么意思?一般人笼统的看,也可以看出一点意思,但要严格的了解文句,不随便发议论,便不容易。此上句中“天性”之“性”字,不是孟子在讨论“性善”“性恶”时的“性”字之义。在说性善时,“性”字是实说人性。“形色,天性也”之“性”字若作“性善”之“性”字解,则下句便应说“惟圣人,然后可以践性”,但他却说践形,这便显的上下牴觸。我忽然想到,这“性”字其实即是“生”字,“性”字和“生”字在战国时还是可以通用,在《荀子》书中,是常常通用的。而在《孟子》书则不常见,只有在此一章上是如此。孟子重在讨论人性之善,性便是性,没有写成“生”字。但性、生通用,性者生也是古训,在春秋战国仍是如此。故孟子此句之性字,可作生解,虽然这在《孟子》书中是一例外的用法。“形色,天性也”,即是说形色是天生的。“形色”是指人的四肢百体,这“色”字亦不好解,色非颜色之色,而是如佛教所说色法之色,即物质的东西,有形体可见的具体的东西。故西方人译此色字时,意译是物质的东西(material things),就字面的意义直译,则译为形体、形态(forms),此forms是具体的意义,非柏拉图所说之理型义。故“形色,天性也”即是说四肢百体是天生的,自然而有的。下一句“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”,更不好解。“形色天性也”一句,“性”若解作“生”,则下句便好讲。“性”字作“生”字解,这是训诂问题,而这句“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”,则是理解的问题,不是训诂的问题。人人都有其形体(“形色”即形体,故下句可省略“色”字),人人都有四肢百体、耳目口鼻,但为什么说得那么重,说只有圣人才能践形呢?所以这句是个理解的问题,而不是训诂的问题。孟子说这话,便表示出一个智慧来。说只有圣人可以践形,我们都做不到。这是什么意思?何谓践形?人人都有四肢百体,但谁能好好地用其四肢百体呢?故有耳的,当该善用其耳;有目的,当该善用其目,这便是践形。这践形之义,了解起来是不很容易的,而要实行起来,更是不容易。什么叫做有耳当该善用其耳?此如佛教重声闻之意,若有佛出来说法,你便要仔细听。通过佛的讲说声音而得闻佛法,此之谓正闻。这就是践耳官这一形体之正用了。假若你有耳而不知善用其耳,天天去听靡靡之音,那你便把耳糟蹋了。我们生命的过程,在现在的文明之下,几乎全是糟蹋耳目的过程,耳目糟蹋完了,人的生命亦完了。以前人说平视,便是要人善用其目。故孔子说要非礼勿视、听、言、动。老子亦说“五色令人目盲,五音令人而聋,五味令人口爽,驰騁畋猎,令人心发狂。”这都是糟蹋我们的四肢百体的。要善用其耳、目、口、鼻,而不糟蹋,是很不容易的。故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。孟子说这话,便表示出孟子的智慧之警策与夫对于人生体验之深,这便要靠了解。要靠了解,便是一个义理问题,而不是训诂的问题。要了解这句话,需要有相应的智慧上的感应与体验人生进德之艰难,否则你便不能了解。生命不能相应,无所感,不能了解,于是便乱发议论,着便是现代人毛病之所在。

 

由上述的简单的例子,可知读中国的文献,理解是最困难的,这些文献几乎人人都读,而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。对于文句有恰当的了解,才能形成一个恰当的观念。如是才能进到思想问题。说到思想问题,便要重概念。若要讲古人的思想,便不能随意发挥,这便要先了解文句,了解文句,並不是训诂文句。若纯粹站在训诂立场上讲,孔子在《论语》中所讲的仁,便没有下定义,亦没有训诂。但孔门弟子多问仁,而孔子答语不同,好像前后不一致。可知孔子之回答问仁,不是用下定义、训诂的方式说。即如孔子那些回答弟子问仁的话,如“颜渊问仁。子曰:克己復礼为仁。”,“仲弓问仁。子曰:出门如见大宾,使民如承大祭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又说“恭宽信敏惠”为仁。然则究竟什么是仁?孔子说的这些文句,是否有意义?若照读西方哲学如分析哲学的人的说法,那根本便是没有意义,根本不清楚。所以现在有人发议论,说不要读中国哲学,因中国哲学语意不清。故孔子这些话究竟有没有意义,可不可以理解?这便成了问题,这並不是训诂的问题。故了解文句,是最基本的工夫;了解了这些文句,才能形成一恰当的概念,一到概念,便是思想。概念与概念联结起来,便是义理。古人所谓的讲义理,义便是概念,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,便是理。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,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,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?想些什么问题?孔、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,有个生命上的体验。你要懂得孔、孟说这些话的意思,固然要仔细通文字,但同时亦要懂得孔、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,及其文化的背境。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,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景抽离掉,而孤立地看这些话,那你便完全不能懂。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。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,不知道孔、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,是哪方面的话,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景、文化背景是什么,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,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。

 

再举一个简单的例,以说明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。程明道有下面的一句孤零零的话:“观天地生物气象。”这句话以前的人大体都可以了解。只要稍为对儒家经典有点熏习,都可以懂。然而现在的许多专家,便不能了解。有人把这句话翻为“观察天地间有生命的东西底disposition”,这显然是莫名其妙的错误。他把“天地生物”译为“天地间的有生命的东西”,这明显是译错了。有生命的东西有什么气象可观?而“气象”他亦不会译,遂把“天地生物气象”译为“天地间有生命的东西底意向(disposition)”。“气象”译为disposition是根本错的。“观天地生物气象”这话,明明是根据《中庸》而来的。《中庸》说:“天地之道,可一言而尽也,其为物不贰,则其生物不测。”“生物”不是有生之物,“生”字是个动词,天地创生万物,如此方有气象可观。此句意即“观天地创生万物之气象”,如此了解才有意义。程子亦就孔子言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。”而言“观圣人之言,分明是天地气象。”。圣人使物物各得其所,亦如“天地位焉、万物育焉”。圣人气象即是天地气象,天地气象即是天地生万物之气象。扬雄云:“观于天地,则见圣人。”伊川云:“不然,观于圣人,则见天地。”《庄子·德充符》记叔山无趾语孔子曰:“夫天无不覆,地无不载,吾以夫子为天地,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?”以天地比圣人,或以圣人比天地,是中国的老观念。于圣贤说气象,于英雄说气概,这亦是中国原有的品题词语,凡此,现在的人都无所知,故有那种怪译。中国哲学思想本来是合理的(reasonable),但照现在的人的讲法,都变成古里古怪的、不可通。所以你说这一代的中国人,能对得起中华民族么?能对得起民族的古圣先贤么?现代的人的思想力全都没有了,这很可怕。

 

所以我们讲文献的途径,第一步要通句意、通段落,然后形成一个恰当的概念,由恰当的概念再进一步,看看这一概念是属于哪一方面的问题。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进,便可以有恰当的了解,而不会乱。所以会乱,都是因为对文句没有恰当的了解,而所形成的概念都是混乱不合理的概念,于是也就不能了解原文句意是属于哪方面的问题。所以有人在讲《易传》的<坤·文言>时,把“直方大,不习无不利”这话中的“直方大”,解为几何学上的直线、方形、及无限的空间。<坤·文言>这句话虽然太简单,不好了解,但它的意思,历来都没有其他的讲法。以前人都知道“直方大”是徳性方面的概念,是表示德(virtue)的,而你却要将之讲成几何学,这怎么可以呢?他说我就是要把它讲成几何学,我要把它科学化,这样便坏了,这便是这时代的大障礙。这种讲法,是完全不负责任的,只是乱扯。这叫做没有学术的真诚,没有学术的真诚,学问便会丧失了轨道,学问一旦丧失了轨道,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乱讲。他们每籍口学术思想自由而乱说。其实学术思想自由是要根据于学术尊严而来,学术的尊严根据于学术本身有它的轨道、法度,不能运用权威,不能说我一做了官,便无所不能,便是有学问。谈学问,要请教学问家。如你要研究原子、电子,便要请教物理专家,这是一定的,这叫做现代化。我们现在天天都说政治现代化、经济现代化,却不知道你自己这个教育学术便不现代化,这是很可怕的现象。你光说人家要现代化,而自己却不现代化,自己却不守规矩,不守学问的轨道、法度。以前人都有法度,如前面所说,经学的今文学家须守今文学家的法度,古文学家须守古文学家的法度,不能乱,现在却全都丧失了。

 

所以要重视理解,能理解才能有恰当的概念。譬如说老子《道德经》,这又是另一种智慧之提出。如说“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。”这里没有需要训诂的问题,只有靠你理解,看你能不能理解这两句话,这纯是思想问题,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思想,而是智慧。“无,名天地之始;有,名万物之母。”道家的智慧便是“无”的智慧,究竟何谓无?又何谓有?“故常无欲以观其妙,常有欲以观其徼。”,这些句子你了解不了解呢?现在的人都不能了解。不了解便说不了解算了,但现在的人确要用种种不相干的新名词、新观念来搅和,弄得乱七八糟。故现代人不守规矩、瞎比附的本事很大,本来若有可比较的地方,是可以比较一下的。比附靠想像(imagination)想像有创发性,也很重要,康德也很重视想像。但想像也要有想像的轨道,不能随意乱想。何以现在中国人的比附本事特别大?那是八股文气的后遗症。八股文不是学问,只是耍小聪明,那完全是训练你比附、瞎扯。随意的比附,然后以之呼者也凑起来,便是一篇八股文。这习惯养成后,影响知识分子非常大,使中国人到现在仍不会运用概念,不能有概念的思想(conceptual thinking)。现在我们说学西方文化的好处,便是要学概念的思考,你不会运用概念,便不能现代化。概念不是很高的层次,但必须经过这一步。概念这一步,亦好像是孔子所说的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。”中的“立于礼”一阶段。我们的生活、人品,要在礼中才能站起来,故曰立于礼,我们的思想能够站起来,能挺立起来成为一个思想,便要在概念中才可以。故这二者是相平行的,我们的人品要立于礼,可类比思想要成其为思想,要在概念中。离开概念,思想便不能站立起来,而只在感性的层次。故我们常说,社会上一般的人,只是停在感性的阶段,而没有进到概念的阶段。你不能轻视这个,这影响很大。现代中国的大悲剧,亦是因为头脑没有概念化而造成的。若轻视思想而重感性,这便表示你的思想意见大体是停在感性的层次上,或是在想像的阶段中。

 

思想要在概念中立,如同人品要在礼中立,所以我们讲文献的途径,便是重视这个意思。由文句的了解形成恰当的概念,由恰当的概念进到真正的问题。是什么问题,便要什么问题来讲。如果是道德的问题,便要照道德问题来讲;是宗教问题,便照宗教问题来讲;是知识问题,便照知识问题来讲,是不能乱来的。如现在的人最讨厌道德,而孔、孟是历来都是讲道德的。儒家由道德意识入手,这是没有人能否认的。可是现在的人就是怕道德,一说到道德,就好像孙悟空被念了金箍咒似的,浑身不自在。所以现在的人都不喜欢讲道德,怕了这名词。故要将“直方大”这道德的词语,讲成几何学的概念,根本不知道“直方大”说的是什么问题。又如《中庸》里所说的诚,有人便以物理上所讲的“能”来说。其实诚便是诚,是道德意义的概念,你不能用自然科学的物理概念来了解。物理的概念只能用来说明物理现象,怎可用来说道德的徳性?以前谭嗣同便曾以物理学的以太(ether)来说仁,谭是清末的人,我们可以原谅他,他能为维新运动而牺牲,亦很值得人钦佩,但他的思想並无可取。仁是道德意义的概念,怎可以用以太来说?一定要这样说才觉新鲜,认为这样才可以科学化,这便完全讲坏了。对于这些我们亦简直无从批评起,亦无从说起,这只有靠自己省察,知分寸而客气一点,不要到处呈能。以上是随便举些简单的例子来说明。

 

后来各期的思想,譬如到魏晋时期,你如要了解魏晋时期的思想,你便要把那时期的文献好好了解。譬如说王弼、向秀和郭象提出迹本这个观念来会通孔子和老子。孔、老如何会通,或如何消解儒家和道家的冲突,是魏晋时期的主要问题。为了解决这问题,他们便提出迹本这个观念来。何谓迹本论?何以这个概念可以会通孔、老?这便要好好了解。王弼很了不起,是个真正有思想的人,他能抓住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。他能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,那是另一回事。在魏晋人看来,或许是认为已能解答此问题。假若儒、道不相冲突,便可会通,而究竟是在那个层次上可相会通?你不能笼统的说三教合一,这样的话是没有用的。假使二家有冲突,则是在那里有冲突?你不能说凡是圣人说的都是好的,我们都该相信。魏晋的时候,显出了儒、道的冲突,道家的毛病都显出来了。在战国的时候,则二家之冲突尚未显出来。王弼、郭象他们都能抓住这当时的时代问题,而要以迹本一观念来会通。若要了解魏晋的思想,便要了解这个问题。若要了解这个问题,便一定要读文献。但魏晋时期的文献,不像孔、孟的文献那样的明白和集中,而是零零碎碎的散在注解中。即在王弼《老子注》、郭象《庄子注》中,亦有些是在《晋书》和《世说新语》中,找起来不大容易。若资料找不出来,那你便不能读,不能了解这时代的思想。魏晋这时代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。

 

再下面便是佛教的阶段。佛教的文献更难读,一部《大藏经》那么多,摘要而读之,读哪些?了解佛教如何了解法?你能否了解中国吸收佛教的经过?对缘起性空,你如何了解?何以唯识宗要讲阿赖耶识?何谓转识成智?这些都要好好了解,后来发展至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,一步一步的发展,是有其发展上的必然性的。以前的人能尽他们的时代的使命。天台宗、华严宗的大师们真了不起,世界上並没有多少哲学家能敌得过他们。你不赞成佛教是另一回事,你须先作客观的了解。要了解天台、华严的义理,谈何容易!比之了解空宗、唯识宗难多了。到要了解禅宗,那便更为困难。你看禅宗启发了个什么问题?这不是现在谈禅的人所能了解的。现在谈禅的人,正如《红楼梦》中所说的“妄谈禅”,是所谓文士禅,连野狐禅亦说不上(野狐禅的境界其实是很高的)。文士禅又懂得了什么呢?近复有人拿维特根斯坦来与禅宗相比较。我不知道维特根斯坦来和禅宗有什么关系!如此比较,能比较出什么来呢?这根本是既不懂禅宗,亦不懂维特根斯坦。

 

由上述,可知在这时代讲中国学问,是很困难的,故我们现在劝大家走平实的路,这等于“归根复命”。要讲中国思想,首先要把这些文献好好的了解一下。第一步是了解文句,再进一步便是个理解的问题。光训诂是没有用的,因为那些文献需要训诂的地方並不是很多。所以你说训诂明则义理明,这话当然是有问题的。今天便讲到这里。

 

(杨祖汉记录)

原载《鹅湖月刊》第11卷第1期(1985年7月)

 

本站编辑:澤之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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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:牟宗三,转载自:《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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