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义内在——由仁义行|蔡仁厚《中国哲学史》第一卷第四章孟子的心性之学第二节

一、仁义内在与义内义外之辩

孟子有言：“仁、人心也；义、人路也。”（告子上）

所谓“人心”，是指“人皆有之”的恻隐之心、不安不忍之心。所谓“人路”，是指人所当行、人所共由的道路，也即身心活动的轨道。孟子说“仁之实，事亲是也。义之实，从兄是也。”。事亲以爱（孝），从兄以敬（弟），爱敬皆由内发，非由外铄。故曰“仁义内在”。

“仁义内在”是孟子的论述，而告子不以为然。

告子曰：“仁、内也，非外也；义、外也，非内也。”孟子曰：“何以谓仁内义外

也？”曰：“彼长而我长之（敬之），非有长于我也（并非我先有敬他之心），犹彼白而我白之，从其白于外也（顺物外表之颜色而认定它是白的），故谓之白也。”（孟子）曰：“……且谓长者义乎？长之者义乎？”（告子上）

告子只承认仁（爱人之心）由内发，义则由外铄，而取决于对象，故曰：“彼长而我长之，非有长于我也”。意思是说，因为他年长，所以我敬他，并不是我心里先存有一个敬长之心。但辩驳这个论点并不困难。所以孟子说；“且谓长者义乎？长之者义乎？”长者，只是一个实然的对象，人或敬他，或不敬他，长者不过被动地接受而已。所以，长者只是一个受义（受敬）的对象。反过来说，对此长者应不应该敬？如何敬？这却是“长之者”（表现敬的人）所当考虑、所当决断的事。所以，“长之者”才是行义（行敬）的主体，义（敬）发自行为者（长之者），而不是发自长者。据此可知，“义”不在作为外在对象的“长者”那里，而是在表现敬（义）的“长之者”这里。长者是“彼”是“外”，长之者是“此”是“内”。故“义在内而不在外”。告子不知事虽在外，而行事之宜的“义”则由内发，是由内心对应事宜而发出的价值判断。外在的事物只是一个实然的存在，认知它也只是认知一个对象，并无所谓义不义的问题。对实然的存在加以价值性的判断，而作出相对应的准则，这才是“义”。所以，义不是“实然”的问题，而是应然的问题。义不义的应然判断，是从行为者之心而发出的，故“义在内，不在外”。

告子上篇还记载孟季子问“何以谓之内也？”公都子答道“行吾敬，故谓之内也。”公都子的回答是对的。故朱注云：“所敬之人虽在外，然知其所当敬，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，则不在外也。”可见所敬之人（对象）虽在外，而“能敬”之心则在内。义（敬）与仁（爱）一样，都是“能”，不是“所”。告子既然以仁为内，又安得以义为外？

二人的论辩，还涉及行敬行义的“时宜”问题。公都子未能通透而一时语塞，经过孟子指点才开了窍。论难一方的孟季子，提出行敬随对象而有别，故以为义在外，孟子以“经、权”的道理予以分疏，指出敬兄是常时之敬（这是经，是常理），先酌年长于兄之乡人则是暂时之敬（这是权，随宜变通）。行敬本是一个应然的判断以求行为之合理者。何时当敬兄，何时当敬乡人；何时当敬叔父，何时当敬弟，皆须由吾心主宰断制以求其合理合宜。然则，义并不在事物上，而是在于我对事物处置之合宜上。故当孟季子再提出疑难时，公都子立刻驳斥道：冬日天冷饮热汤，夏日天热饮凉水；所饮之物虽在外而有所不同，但求饮食之“宜”而作此取舍，却正是发自吾心的应然判断，难道这求合宜的判断取舍亦“在外”吗？

总括起来，要辨明“义内”与“义外”，必须把握住三点意思。

1爱敬内发——爱（仁）敬（义）皆发自内心，并非由于外铄。

2能所之判——所敬之人在外，能敬之心在内，仁与义（爱与敬）皆是“能”而不是“所”，故仁义内在。

3实然与应然——实然是“是什么”的问题，应然是“应当如何”的问题。“义”是事理之宜，属于道德上的应然判断（决定行为之是合理合宜）；故“义”不在事物本身，而在人对事物处置之合理合宜上。

二、居仁由义——由仁义行

孟子有言：“自暴者，不可与有言也；自弃者，不可与有为也。言非礼义，谓之自暴也；吾身不能居仁由义，谓之自弃也。仁、人之安宅也；义、人之正路也。旷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！”（离娄上）

既然仁义内在，人皆有之，则“居仁由义”便是大人之事（不只是士之事）。而且人亦理当以仁存心，由义而行。这不是外加的责任，而是人的天职，人的性分。人之禀赋不足，可以弥补，人的气质不美，可以变化。所以人人皆应当“居仁由义”，以安顿自己的生命，开拓人生的前途。只有“自暴”之人，讥议礼义，拒而不信；“自弃”之人，排斥仁义，弃而不为。这是世间最可惋叹之事。世上如真有下愚而不可移者，恐怕就是这种“自暴自弃”的人。

但自暴自弃者仍然是人，人与禽毕竟不同。庸众之辈的生活，虽然落于感性意欲的层次，但只要一念警觉，存养这点仁义之心，它便自发内发地扩充出来，而通贯于生活行事，以成就道德价值。故孟子曰：

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，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。（离娄下）

明，是明达各种事物之理；察，是辨察人伦之道，如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之类。应事接物不能离开仁义，处人伦也不能离开仁义。仁义，并不是一个外在的价值标准，而是内在于心的天理（道德法则），所以孟子特加指点，说是“由仁义行”，而并非“行仁义”。“由仁义行”，是顺我先天本有的仁义天理而行，这样作道德实践，是自觉的、自律的、自主的、自决的，是自发命令，自定方向的。故康德名之曰“自律道德”。若是“行仁义”，便是将内在于心的仁义天理推出去，视为外在的价值标准，然后而行之。这样的道德实践是主动为被动，是被动地遵奉一个外在的道德价值之标准，而不是自主自决地践行一个内在的生命原则。这时，便欠缺自发内发的力量，不是“依自力”而是“依他力”，而道德实践亦将失去先天的必然性，此之谓“他律道德”。

儒家讲道德，一直以自律道德为主流（只有荀子朱子是例外），而自律道德的根据，即是孟子所开显的道德主体、内在的道德心性。孟子说：

舜居深山之中，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，其所以异于深山野人者几希！及其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若决将河，沛然莫之能御也。（尽心上）

这一章正可作为“由仁义行”的例证。舜耕于历山之时，与树木土石同处，与麋鹿猪羊同游，在生活行迹上与那些山野之民几乎没有分别。他之所以成为圣人，只是“先得我心之同然”而已。是以，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便即时引发心性之源，好像长江大河决了口，浩然充沛地“由仁义行”，一发而莫可遏止，终于成就了盛德大业。由此可知，性善之有根，犹如江河之有源，原泉滚滚，不舍昼夜，盈科后进，止于至善。儒家道德的理想主义之坚定贞固，其信念正建基于此。

编辑排版：其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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