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心言性——性善|蔡仁厚《中国哲学史》第一卷第四章孟子的心性之学第一节

孟子名轲，战国时邹人。生于周烈王四年，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（西元前三七二——二八九），八十四岁。孟子一生的行迹，和孔子极相类似：开始是“设教授徒”接着便“周游列国”，寻求行道的机会；最后见道不行，乃“退而著书”以终老。

孟子最大的贡献，可以约为三端：

（1）建立心性之学的义理规模；

（2）弘扬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；

（3）提揭人禽、义利、夷夏之三辨；

心性是道德之根，价值之源。儒家的心性之学，由孔子的“仁”开端，到孟子发明性善，建立“尽心知性以知天”的义理规模，而完成了儒家内圣成德之学的基本形态。

第一节 即心言性——性善

一、承孔子之仁而言心

心，作为一个观念字，在孔子之时尚不明显。但孔子以“不安”指点仁，正是就“心”而言仁。《论语·阳货》载宰我问三年之丧时，认为三年之丧太久，孔子反问他，丧期未满，你就“食夫稻，衣乎锦，于女安乎？”宰我回答说“安”。孔子讶异之余，无奈地说“女安则为之”。但君子居丧之时，是“食旨不甘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”的。而你竟能心安，那你就去做罢。等宰我离开教室，孔子对弟子慨叹道“予之不仁也”云云。（予、宰我之名。）

从这段话，可知孔子言“仁”是从“心”上说的。到孟子便直说“仁，人心也。”（告子上）孟子正是顺承孔子之意而言之，而且将心开为四面，而说四端之心。

二、四端之心三义

所谓四端之心，即指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羞恶之心，之端也。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”（见公孙丑上）“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”之心，是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之性所显发的端绪：（1）恻隐之心（仁），是道德本心的直接流露；（2）羞恶之心（义）,是憎恶罪恶而生起；（3）辞让之心（礼），是价值意识之充于内而形于外；（4）是非之心（智），是道德价值上的是非判断。

依孟子，这四端之心，皆具三义：

（1）内具义（我固有之）：孟子谓“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”。仁义礼智，内在我心，是“我固有之”的，此即心性之“内具义”。

（2）普遍义（人人皆有）：孟子谓四端之心“人皆有之”，又说人心有“同然”，“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”。可见心性之善，自圣人以至于众人莫不皆然，此即心性之“普遍义”。

（3）超越义（天所与我）：孟子曰：“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此天之所与我者。”心能省思，故能得心所同然的“理、义”。这心所同然的理义，乃是“天所与我”者。可见人的心性受之于天，天是本心善性的超越根据，此即心性之“超越义”。

据此三义，可知在孟子系统里，本心即性，心性是一。此义，下文将次第进行论述。

三、以心善言性善

性不可见，由心而见。四端皆善，先天本有。善出于性，性根于心①。性之具体义，须在心处见。孟子之以心善言性善，可分从两句来说——

其一，由不忍之心见性善。

孟子曰：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……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：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非所以内（纳）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声而然也。”（公孙丑上）

不忍亦即不安。孔子从不安指点仁，孟子从不忍指点惕恻隐之仁，其义一也。对于他人之受苦痛、受飢寒，受委屈，或者见人面临生死危难之时，人皆会流露不安不忍之心。此不安不忍之心，实即仁心，亦即人人先天本有的善性。在此，孟子具体地指点我们：“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惕恻隐之心。”怵惕恻隐之心，即是惊骇恐惧，悲悯不忍之心。当人忽然之间看见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即将掉入井里，这时候任人都会陡然受惊，即时呈露悲悯不忍之心而不加思索地冲过去抱救他。孟子举此例证以指点人人皆有仁心善性，可谓最为具体而真切。在此，有一个意思不可忽略。“乍见”二字，乃表示此时之“心”，是在没有受到“欲望裹胁”的情形之下而当体呈露的。这是本心的直接呈现，是真心的自然流露。所

以，人去抱救那个即将入井的孩子——

（1）既不是想要藉此与小孩的父母攀交情；

（2）亦不是想要得到邻里亲朋的赞誉；

（3）更不是担心如果不救小孩就会使自己受到见死不救的恶名声。

总之，不是为了任何利害的考虑或欲望的驱使，而完是“真心呈露，随感而应”，完全是“良心之直接呈现，天理之自然流行”。在这里，根本不再需要向外去寻求一个什么理由。孟子直就人人皆有的忧惕恻隐之心（不忍之心）来指性善，真可说是“直截简易”之至。

其二，由四端之心见性善。

孟子曰：“……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……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”（告子上）

孟子曰：“……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。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……”（公孙丑上）

恻隐、羞恶、恭敬（辞让）、是非之心，是性体发露出来的四端：（1）仁之端为恻隐之心。恻是伤之切，隐是痛之深。恻隐之心亦即不忍之心。（2）义之端为羞恶之心。羞是耻己之不善，恶是憎人之不善。（3）礼之端为恭敬之心、辞让之心。（4）智之端为是非之心。是非，乃就道德上的是非而言。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，是我固有之善，并非从外面来。所以说“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”②

孟子言不忍之心、四端之心，皆是通过心善以指证性善。因为孟子言心，既不是心理学所谓的感性层的心理情绪之活动，亦不是表现知虑思辨作用的知性层的认知心；而是指述德性层的德性主体，是从体上说的内在道德心，是实体性的道德的本心。它同时是心，亦同时是性。所以内在的道德心，即是内在的道德性：说心，是主观地讲；说性，是客观地讲。因此，也可以说，心是性的主观义，性是心的客观义。主客观统而为一，则本心即是性，心性是一，不容分而为二。

四、性善的论证

性善，是孟子学说的核心，亦是对孔子之“仁”进一步的阐释和印证。但“性善”是生命中之事，它不是一个知识的命题。所以，孟子对于性善的论证，不同于纯外延的逻辑论证，而是一种内容意义的义理论证。在性质上，它是“反求诸己”的生命的反省，在方法上，则是不离人伦日用而作一种亲切的指点。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反省亲证，可以当下体悟而不假外求的。

第一步论证是“人禽之辨”。先指出人与动物（禽兽）之不同，使人与动物之间划上一道界线来。人虽亦属动物类，但既然就“人”而说性，就必须找出动物所无而“人所独有”的所在，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根，才是人的真性。所以孟子说：

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：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，舜明于庶物、察于人伦，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。（离娄下）

“仁义”即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“几希”。君子能存养扩充这几希的仁义，所以成为君子圣贤。而一般人往往不能存养它、扩充它，或者偶能存养扩充而又一曝十寒，所以沦于动物性的自然生活中，几乎与禽兽没有多大分别。不过，人到底是人，不是禽兽，他那禀受于天的仁义之性，总会透露而呈现出来。人能自觉他禀受于天的仁义之性，而存养扩充之，所以能完成其人格，敦叙其人伦，创造其历史文化，开拓其人文世界，而与时俱进，日新又新。禽兽则不能自觉，不能存养扩充，所以终古蠢然如初。

第二步论证是“善性本具”。这是点出人心之本然，以印证人性之善乃天生本具，是人所固有的。

孟子说：人皆有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恭敬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。（见公孙丑上、告子上）

又说：人皆有不虑而知的良知，不学而能的良能。（见尽心上）

又说：人皆有天爵、良贵。（见告子上）

孟子认为，恻隐等四端之心，是“我固有之，人皆有之”的。爱亲敬长的良知良能，是“不虑而知，不学而能”的先天本然之善，故朱注引程子曰：“良知良能，皆无所由，乃出于天，不系于人，”而“仁义忠信，乐善不倦”的“天爵”，亦是人所本有的“贵于己”的“良贵”。这些都是人心的本然，是内在于人生命之中的先天之善根。这不是假设，而是实有的善，所以当人“乍见孺子将入于井”，都会自然而然地即时生起“要去救他”的心，此即所谓“怵惕恻隐之心”。这点本然之心的当机流露，实即良心天理之直接呈现。无论智愚贤不肖，在这一点上都是必然地相同的。由此可证，人性之善不是外铄的，而是天生本具的。

第三步论证是“人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。这是就圣人与我同类，人心有同然，以肯定人如能充其本然之善，则人人皆可成为圣贤。

孟子说：“尧舜与人同耳。”（见离娄下）

又说“圣贤与我同类者……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谓理也，义也。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”（告子上）

圣人是人伦之至，纯然是善。但圣人亦是人做成的。圣人与我同样是人，只要人能就“心之同然”而加以扩充，则人人都可以成为至善的圣人。所以说“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！”③圣人之所以为圣人，并非禀性与人有异，而是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。后来陆象山心同理同之说④，便是顺孟子的意思发挥出来。既然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则人不仅可以兴起希圣希贤之志，而且实有成圣成贤之根。而一般人之所以未能进到圣贤之境，乃是“自暴自弃”，是“不为也，非不能也”⑤。

以上三步论证，一是通过人禽之辨，指点“仁义”是人之所为人的本根；二是说明善性乃天生本具，是人皆有之的；三是说明人心有同然，故人皆可以为圣贤。

至于说“人之性善，恶从何来？”依孟子，一是来自耳目之欲，二是来自不良之环境。孟子所谓“弗思”，以及“放失、梏亡、陷溺其心”，皆是“人之所以为不善”的原因。孟子即就此而反证人性之善⑥。

五、“心、性、才、情”之意涵

在孟子的义理系统里，不但“心”“性”是一，“情”“才”亦是通着心性而言。牟宗三先生在讲论朱子“性情对言预设心性情三分”之思想格局时，曾对孟子所说“心、性、情、才”四字之意义作过疏解⑦，兹先综述其大意于后。

告子上载孟子之言曰“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，乃所谓善也。若夫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”这里的“情”字与“才”字，实际上即是指性而言。情、实也，犹言实情。其情，即指性体之实，或人的本性之实。“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”云云，意思是说，若就人的本性之实而言，则他是可以为善（行善）的，这就是我所谓性善。至于人做出不善之事，则并非本性的罪过。在这里，本当说“非性之罪也”，孟子却变换词语，说“非才之罪也”。这个“才”字不只是静态的质地义，亦含有动态的“能”义（活动义）。才，即是为善之能，亦即性体本身不容已地向善为善的“良能”。所以依孟子，“心、性、情、才”只是一事，“心、性”是实体字，“情、才”是虚位字。

“情”字是实情之情，是虚位字，它所指的实，即是心性。孟子尝言“此岂山之性也哉”，“是岂人之情也哉”⑧，可见“性”字与“情”字可以互用⑨。“人之情”是虚说的“人之实”，此“实”即指“性”而言，而性亦即是“良心”“仁义之心”。“乃若其情”的情，亦是这种虚说的情。所以就孟子学而言，情之实，即是心性，“情”字并没有独立的意义，亦不可作独立的概念看。

上所约述牟先生的疏解，实已明确而适切。我在《孔孟荀哲学》卷中孟子之部第二章第四节，曾将《孟子》书中之“情”字“才”字摘录出来作一考察，以辅助牟先生之诠释，可参阅。

①孟子曰：“君所性，仁义礼智根于心。”（尽心上）按：根、本也。性虽禀受于天，但仁义礼智的内在之本，即是心。所谓根于心、本于心，亦就是“内在于心”之意。

②按：“弗思耳矣”之思，不是一般所谓思考，而是反省性质的“省思”。

③按：此乃孟子称引颜渊之言，见膝文公上。

④《陆象山全集》卷二十二杂说，有一条云：“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，同此心，同此理也。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，同此心，同此理也。东西南北海有圣人出焉，同此心，同此理也。”又一条云：“非特颜曾与圣人同，虽其门弟子亦固有与圣人同者。不独当时之门弟子，虽后世之贤固有与圣人同者。非特士大夫之明有与圣人同，虽田亩之人，良心之不泯，发见于事亲从兄应事接物之际，亦固有与圣人同者。”

⑤按：“自暴自弃”，见《孟子·离娄上》。“不能、不为”见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。

⑥参蔡仁厚《孔孟荀哲学》（台北：学生书局）卷中、第二章、第二节。页一九六——一九八。

⑦参牟宗三《心体与性体》（台北：正中书局）第三册，第六章，第一节。页四一六~四二四。

⑧按：二句皆见告子上。

⑨裴学海《古书虚字集释》（台北：广文书局）“乃若其情”条下，谓“情”乃“性”之借字。俞樾《群经平议》（台北：广文书局）经三十三，亦论及性情二字，在后人言之，则区以别矣，而古人言之，则情即性也。

编辑排版：其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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