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航：本文选自蔡仁厚《孔孟荀哲学》一书，点击查看目录。点击查看更多儒家在线学习资料。
论者或分宗敎为三大等级，一曰鬼灵教，乃宗教的初级形态；二日天神敎，尊信一个万能主宰的独一真神；三曰自心敎，以自心证觉为归极。（注三）唐君毅先生论宗教意识，则分为十种形态以为说，而认为“一方有对超越之神之皈依崇拜，一方又有对圣贤豪杰祖先之崇拜皈依”者，方为“最高无上之宗教意识”。“只有其一而否认另一，皆为宗教上之罪过”。而“只有其一而未自觉地否认另一”，虽表示“其宗教精神未充量发展”；但既“不否认另一”，则“可不成罪过”。唐先生在论述十大类型的宗教意识之后，认为中国儒家一方崇拜圣贤祖先之人神，一方亦敬祀天地之神，乃“真正具备最高之宗教意识者。”（注四）
儒家作为一个“敎”来看，应该是世界各大宗教当中最为殊特的了。有人说，儒家之“教”是“敎化”之教，这话是不周延、不妥当的。儒敎当然重视礼乐敎化，但它并非单单只有“敎化”这一层。儒家之为敎，是含具宗敎意识，能表现宗教之功能作用，能显发宗敎之超越精神，是一个具有“宗敎性”的大敎。在此，我们将从“宗教形态”与“宗敎真理”二个层面，来作一个简要的说明。
从形式方面看，儒家的确不像一个宗教。例如——
（1）儒家没有敎会的组织；
（2）儒家没有僧侣的制度；
（3）儒家没有特殊的仪式（如入教受洗、出家受戒······）
（4）儒家没有敎条和对独一真神的义务；
（5）儒家没有权威性的敎义。（如明确的来生观念、决定的罪恶观念，特定的救赎观念等）
在上述各点之中，儒家或者认为并不需要，或者早已予以转化与超越，有的则是属于精神方向和实践入路的差异。对于这些，当然可以讲很多道理，而唐君毅先生亦曾有广泛而深透的讨论（注五），都可以作为了解的线索和依据。
儒家在形式上虽不像一个宗教，但宗教的形态本来就是多样性的，并没有理由一定要采取某些形式。有一天，人类也许会发现儒家这个最不显“形式相”的“道德的宗敎”，才是最纯净最圆熟的形式，亦未可知。
现在且转过来，再从宗敎真理这个层面作一考察。作为一个高级的宗教，第一、它必须能启发无限向上的超越精神；第二、它必须能决定生命的方向和文化的理想；第三、它必须能开出日常生活的轨道和精神生活的途径。（注六）这是宗敎最基本的作用，亦是宗敎最基本的责任。而儒家正可以充分满足这三点要求。兹分别说明于后：
1启发无限向上的超越精神
孔子的下学上达、知天命、敬畏天命，孟子的尽心知性以知天，都显示儒家的超越感。这种超越企向与超越精神所开启的无限向上之机，是要突破生命的有限性以取得无限的意义和价值；而其终极的目标，则是“与天合德，身与道一”。
而且，儒家所企向的生命之提升，并不采取向上攀依、一往不返的单向度的方式。儒者讲天人合一（天人合德）是双向度的，一方面“本天道以立人道”，一方面“立人德以合天德”。在此，有来有往，上下回应（人德与天道相回应），所以是超越与内在通而为一的。
2决定生命的方向与文化的理想
就“决定生命的方向”而言，可以从儒者自觉地要求作仁者、作圣贤看出来。孔子说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；颜子说“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”；孟子说“圣人与我同类者”，“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已”；荀子亦说“圣可积而致”，“故涂之人可以为禹”。由此可知，儒家不但肯定人人皆可为圣贤，而且肯定人人皆可自觉自主地决定生命的方向，成就生命的不朽（因此，无须另讲一套灵魂得救以祈求永生的道理）。
再说“决定文化的理想”而言，儒家并不是凭空地讲一个高不可及的理想，而是本乎“人皆有之”的“不安不忍”的道德心性之要求，分别从纵横二面以显发文化的理想。在“横”的方面，是本乎仁心之感通物我内外，而“亲亲、仁民、爱物”，以企向于“天下为公，物我一体”的境界。（大学所谓“格、致、诚、正、修、齐、治、平”，亦是儒者所提供的关乎文化理想的实践纲领。）在“纵”的方面，是本乎緜穆深厚的文化意识，而要求文化生命之相续不断；“道统”的意识，亦正含具文化理想古今通贯的永恒性。而所谓“返本开新、慧命相续”，亦是表示要永远畅通这文化生命的大流，使它在纵的发展之中，一步步一代代而更臻于“充实、丰富、圆熟”的境地。
3开出日常生活的轨道与精神生活的途径
就开出“日常生活的轨道”与“精神生活的途径”而言，这二者是相通贯的。儒家以吉凶宾军嘉之“五礼”与伦常生活之“五伦”，作为日常生活之轨道。这就是古人所谓“圣人立敎”，“化民成俗”，“为生民立命”的大德业，亦即孟子所说的“道揆法守”。儒家的礼乐伦常，是道德的、伦理的观念，其意义极其郑重而严肃。所以制礼尽伦，在中国皆视为圣人的功德。周公制礼作乐，开出“日常生活的轨道”；孔子则进而点醒仁义之心，以指导“精神生活的途径”。
但孔子不是在“日常生活的轨道”之外，另开一个“精神生活的途径”；而是不离此作为日常生活轨道的礼乐伦常，而说明其意义，点醒其价值，这就是精神生活途径的指导，亦就是精神生活领域的开辟。程伊川云：“尽性至命，必本乎孝弟；穷神知化，由通于礼乐。”（注七）这真是达旨之言。孔子指点“精神生活之途径”，从客观方面广度地讲，它能开创文运，是文化创造的动力；从主观方面深度地讲，就是要成圣成贤。
由此可知，宗敎最中心的任务，第一是人格的创造，此即成圣、成佛、成基督徒（在此，不是指说一般经过受洗仪式的基督徒，而是意指齐克果所说的“我不敢自居为基督徒，我只求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”这个层次意义上的基督徒）。第二是历史文化的创造。而文化创造（与文化复兴）的灵感之泉源，总是来自宗敎——西方世界来自耶敎，回敎世界来自回教，印度来自佛敎或婆罗门教，而中国则来自儒家。
依据以上三点的考察，可以看出：在别的文化系统中，只有宗教才能够表现的精神，只有宗教才能够发挥的作用，只有宗敎才能够尽到的责任；在中国，都是由儒家来担负。所以说，儒家虽不是一般的宗敎，但它却是含具宗教意识的，是能表现宗敎之功能作用的，是能显发宗教之超越精神的。中国文化有了儒家这一个具有宗教性的成德之敎作主，外来的宗敎传入中国，便只能居于“宾、从”的地位。以往如此，以后亦然。（注八）
注三：参见大同法师“广义宗敎学”（台北、天华出版社印行）第五章。
注四：参见唐君毅先生《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》（台北、学生书局出版）第七章之六。
注五：按、唐君毅先生有关道德宗教意识的讨论，可参看《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》一书之七、八章。另《人文精神之重建》、《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》、《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》各书（皆台北、学生书局出版），则对有关文化宗教各层面之问题，皆有极为通达平正之论述。其器度识见，远非外方学者神学家所能及，皆宜参阅。
注六：参见牟宗三先生《中国哲学的特质》第十二讲《作为宗教的儒教》。而《心体与性体》、《现象与物自身》等书，亦皆说及此义，并宜参阅。
注七：按、此乃程伊川作“明道先生行状”中之言。见二程全书附录。
注八：按、外来宗教传入中国，对中国的文化生命，以及中国人的生命立场，当然都会有影响。但由于中国文化自有宗主，所以外来宗教只能居于“宾、从”之地位。关联于这方面的意思，拙著《新儒家的精神方向》（台北、学生书局出版）书中有所论述。唐君毅先生亦曾指出，外来宗教的目标，只是想来救中国人的灵魂，而不在于救中国人的民族与文化。见“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”四十九页（台北三民文库本）。一个信仰外方宗教的人，自然亦能竭忠尽力，以奋其“救国家、救民族、救文化”之精诚。但这里有一个道理必须辨识：中国的宗教徒之“保爱国家民族、保爱历史文化”，是发自他作为一个“中国人”的质量，是以一个“中国人”的身分地位来尽他的天职；却不是以一个“宗教徒”的身分地位，来尽其宗教的义务。以是，一个中国的宗教徒实肩负着双重的贵任：一面是中国人的青任，一面是宗教徒的责任。而由于“中国人”是我们的第一性，宗教徒是第二性，因此，这其中的责任顺序，是不可以、亦不应该加以倒转的。
编辑排版：其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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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：蔡仁厚，转载自：《孔孟荀哲学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