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航：本文选自蔡仁厚《孔孟荀哲学》一书，点击查看目录。点击查看更多儒家在线学习资料。
对于儒家这一套兼含内圣外王的生命的学问，我们将如何来契会它？或者说，我们将从什么进路来体悟它呢？在古人，首先是敎人立志。所谓“志于道，志于仁”，希圣希贤，做第一等人。志，是心所存主，亦是心之所向。人能显发内心的信念和向往，不安于卑陋凡下而企向高远，确实是契入“生命的学问”的一个很顺当的门径。还有所谓“居仁由义”，居于仁，由于义，同样亦是很切当的为学入道之方。但这些话已经讲老了，不易醒人耳目。
今天，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来说。
一个真正的儒者，必然有深厚而强烈的文化意识。所以要了解儒家，也应该从文化意识入。王船山有言：
“有家而不忍家之毁，有国而不忍国之亡，有天下而不忍失其黎民，有黎民而恐乱亡，有子孙而恐莫保之。”
不忍家国天下沦亡，不忍民族文化之统断灭，而思有以“保存之、继述之、光大之”的仁心悲愿，这就是文化意识。一个具有强烈文化意识的人，就容易契会儒家的精神，对儒家学问亦容易有相应的了解，因而亦能很自然地将儒家所讲的道理、和自己的生命关联起来。
如果再讲得具体一些，我们所说的“文化意识”，它可以含有三方面的意义，一是价值意识，二是道德意识，三是民族意识。
一、价值意识：就儒家而言，价值意识首先是通过“人禽之辨”来显现。
人自觉地和禽兽划清界线（不把人只作动物看），这是人性自觉的第一步。这一步自觉，亦就是价值意识的萌发。有了这一步价值意识的觉醒，然后乃能进一步有人文世界各种价值的创发和建立。
“人是人，不是物”，这是一句无限庄严而又含义丰富的话。孟子说：“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。”这“人禽之辨”，的确是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最初界线，亦是最后的界线，是人自始至终必须坚守不渝的。儒家正是紧守这“几希”而微的仁义之根，来建立人性、人格、人伦、人道，以开出人文世界的价值。
二、道德意识：是通过“义利之辨”来表示。
自从孔子说“君子喩于义，小人喩于利”孟子说“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矣”，以后的儒者便特别重视义利之辨。但近世以来，董仲舒“正其谊（义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这句话，却常受到误解。殊不知“义正”即是利，而且是利于民的公利，利于国的大利。“道明”即是功，而且是遍及天下的广大之功，泽及后世的长远之功。至于所谓“不谋其利、不计其功”，只是告诫人不可谋求私己之利，不必计较一时之功，以免害义害道而已。所以义利之辨，也同时即是公私之辨。
儒家又严辨王道霸道：王道以德为本，以义为先；霸道以力为本，以利为先。所以严辨王与霸，亦正是严辨义与利。至于君子小人之别，更是以义利公私作为衡量的尺度。无论人品或功业，在儒家都是以“义利之辨”作为评判的准据。这就是强烈的道德意识。
这种道德意识，是发自愤悱怵惕的道德感，这是一种不安于卑陋，不忍心堕落，而要求德性生命上升的表现。没有道德意识的人，对于儒家所讲的“慎独”、“内自讼”、“诚意正心”，以及所谓“义之所在，生死以之”等等的道理，是很难有真切之了解的。
三、民族意识：是通过“夷夏之辨”来表示。
春秋“严夷夏之防”，是所谓“诸侯用夷礼，则夷狄之；夷狄进于中国，则中国之”。这种民族意识，实在是以文化意识为本，是“文明”与“野蛮”的分辨，而不是狭义的种族界限。通过这种以文化价値为依据的民族意识，而培养出来的民族精神，乃是“理性的、开放的、和平的”；不但不会基于狭义的民族主义以灭人之国、亡人之族，而且还能表现“兴灭继绝”的大仁大公的人类爱。历史事迹，斑斑可考。而抗战胜利之后，我们对日本的态度，亦仍然是这种伟大的传统精神之具体表现。
但当我们的民族国家遭受侵略、面临危亡的时候，保卫国家民族、保卫历史文化的民族意识，便立刻激发出来，高涨起来，而左传上那句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的古训，亦立即浮现脑际而促使中国人惊醒。于是，团结自保，一致对外，而发挥为“春秋大复仇”的民族精神，来抵抗侵略，惩罚暴力。中华民族立国以来，其民族性永远要求国家的统一，要求领土的完整。“分”只是暂时的无奈，“合”则是永恒的要求。而收复失土，还我河山，更被肯定为全民族的责任，而且是子子孙孙的责任。陆放翁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的绝笔诗，正表示出对于民族国家一种至死不忘的责任感。
据以上三点之所述，可知由价值意识、道德意识、民族意识凝歛而成的“文化意识”，乃是儒家之学的血脉所在。它植根于仁义之心，而外通于家国天下。如果割离了文化意识，可以说就没有真正的儒家学问。所以，人要相应地契会儒家之学，就必须先激发刚大之气以培养其强烈而深厚的文化意识。
附注：
近见一文，有云：“李斯所谓以吏为师，主要是指博士而言的。因为焚书令以后，保藏诗书百家语已是博士的专门官职了。”这个说法是很成问题的。他似乎忘了上一句“以法为敎”。事实上亦必须“以法为敎”，而后才会“以吏为师”。前一句是主，后一句是从，岂可单抓从属的一句而曲为辩解？何况当初之整句是“无书简之文，以法为敎；无先王之语，以吏为师。”正因为贬弃“书简之文”与“先王之语”，才会下达律令：“有偶语诗书者弃市！”（史记始皇本纪）在如此情形之下，还可能让天下人从学于保藏“诗书百家语”的博士吗？再说，博士既只保藏“诗书百家语”，又如何能满足“以法为教”的要求？秦无“教”，只有“法”，故以“法”为“敎”。既是以“法”为敎，当然以“吏”为师。李斯之言，甚为一致，何劳后人代为辩解？代为辩解，李斯不受也。
编辑排版：其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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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：蔡仁厚，转载自：《孔孟荀哲学》。
